“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毛泽东在1944年7月14日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中就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及任务中提及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发展理论中确立的一个特有概念，也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反映的是中国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起点上改造旧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站在今天，仅就当前仍备受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工业化问题”而言，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及到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起点、制度设计和阶段目标任务，也是建国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路径，其理论是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理论的重要探索，其实质是落后国家搞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补课”的问题。
工业化是目前人类发展历史上被广泛认同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出路。“工业化”所涵盖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也是相对的。从发展角度看，由于技术的进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工业化的彻底完成。如果可以加上一个定语，那么以“蒸汽工业化”“电气工业化”“信息工业化”……等描述工业化更为贴切。但就从机器生产这一“工业化”的传统狭义概念看，却一直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人类启动工业化进程以来的数百年时间里，产业技术革命带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生产力大解放，也推动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进步。在每一次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领域的革新中，都会引发一波关于新工业化的发展大讨论。但就全球范围看，由于产业及技术水平的差异，这种新工业化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产业相对优势突出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仍苦苦挣扎在基础工业方面，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选择通过加工制造业促进工业化的起步发展。由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社会就业严重不足，每年大量初级工业品的进口，都会消耗掉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国家发展能力脆弱性突出，也由此被国际机构贴上了“脆弱性”国家的标签。另一方面，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图却是现实发展中存在的较大差异。如当前作为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美国，也在强调再工业化。相比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就更困难的多。这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的同质性竞争，也体现在既有的工业化起点较低的问题。因此，就人类现有的发展经验看，工业化仍是公认的促进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都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实现减贫和增长的目标。对于人口众多且资源条件较好的大国，不实行工业化，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在一些资源匮乏或人口较少的国家，实行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领域也非常重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特点是中国重要的发展经验。首先，历史教训值得汲取。中国曾有上百年的工业化经验探索，但成效甚微。早在晚清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遭受屈辱后，保守的清政府就不得不重视工业化的发展。以鸦片战争的失败，被清政府认为是敌国火器之先进。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在“自强”“求富”旗帜下，开始兴办近代军用和民用工业。但最终形成的是大资产阶级和买办为特征的工业，在对内发展中财富更加集中，对外成为西方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市场。孙中山高度重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其《实业计划》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工业化方略。但由于民国的买办和官僚资本当道，在西方资本和工业产业输入中国的同时，大量中小民族工业企业破产，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多数中小企业处于破产边缘，不少关于近代的影视剧中多有反映。西方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誉为是促进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贡献。但历史证明，中国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其次，近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的实践中，中国是唯一提出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发展工业化理论并实践的国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主导中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伟大成绩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目前联合国工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工业， 525个小类工业中，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完全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体系中所有工业类别的国家。中国不仅有满足民生需求的轻工业，也有支撑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种完备的工业产业基础是毛泽东时期工业建设的重要成就。从发展角度看，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固然重要，但创建一个有利于工业产业健康发展和有利于带动民族整体发展的良好基本制度更重要。
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工业化发展的土地问题。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就“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可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正是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中包括被高度概括为“一化三改造”中的“工业化”。毋庸讳言，由于中国缺乏基本的资本积累，在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政策中不得不实行早期的“剪刀差”“以农补工”。这可以理解为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工业化进程中确立“优先发展领域”。但随着中国的整体工业经济实力提升，中国在十六大后提出了“以工补农”的阶段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发展政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发展工业首先解决土地问题经验对世界发展理论探索的意义。其一，中国成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起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解决了土地私人占有或垄断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制约，这是毛泽东工业化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为工业的社会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发展经验对比看，当前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和缺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阶段有关。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制约工业化发展的土地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全球范围暴风骤雨动荡的时代并不显得另类。但在当前在世界和平和以市场发展成为主流的条件下，要弥补缺少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课带来的问题，则面临较多的困难。其二，承认发展阶段差距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讲“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其三，明确并发展目标，工业化发展与社会综合发展有序推进。特定视角看，建国以来的各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围绕中国的工业化的不同进程展开的。从毛泽东在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邓小平调整中国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习近平强调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共从重视工业产业量比，到重视量质提升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发展特点。其四，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实现工业发展，背后的逻辑凸显了落后国家搞工业化的优先顺序。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中国工业化初期高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但工业化的发展是围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利开展的。相比，苏联是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行先试的国家，在相关的废除土地私有权、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方面与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时期，一些新获得民族解放独立的国家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纷纷效仿苏联，这也为70年代国民经济出现问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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