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代化农业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的构想。关于现代农业的标准讨论较多，其核心概念也是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进步的，且边界不断拓展，由高产值到高附加值到生态农业……当草本的茄子、西红柿变成木本时，产量的增加无疑是显著的，农业的进步体现了人类技术的进步。一句网络流行语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而科技的落后则更是限制了一个国家的想象力。一百年前，在中国普通农民心里“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都是神话传说中的故事。而当这一切在中国老一代人眼里都成为遥远过去的回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正变成可依靠卫星预测天气，人工施加降雨等科技手段的时候，中国的科技进步成绩是显著的，农业发展的前景也是广阔的。
现有概念看，现代化农业意味着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科技化，流通领域的高效集约以及同其他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社会化。可见，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同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首先要解决的温饱问题，然后才是社会就业，高附加值……以上对农业进步的关注其实更多是从社会科技进步角度来衡量的。如同人类工业化进程以来工业化的发展向发达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一样，农业进步在生产力的表现也是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但仅仅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表现是不够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不是任何国家都有条件和能力去实现具有高科技含量在内的现代农业。当我们惊叹发达国家农业的生产方式现代化水平高的时候，通常很少去考虑其背后的发展历史。土地规模化的形成过程，是大量血腥的殖民暴力，土地集约式经营的背后是自身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研究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单纯从本行业出发考虑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本质，落后国家如何启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如何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甚至赶超。更重要的是，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塑造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小农经济仍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农业发展困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占有国民经济主要比重的是农业，并且是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传统农业意味着农业发展仍是“靠天吃饭”，农业基础设施匮乏，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极低。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单位主要是以家庭为主，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看，这种小农经济为特点的农业是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主要特点。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农业产业链单一，最终导致农业的扩大再生产面临着严重的制约，并进一步限制的农产品以及下游产业的发展。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意味着机器化大生产。对此，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于资本家土地的掠夺。而我们今天分析发达中国家的现代农业的时候，通常容易忽略这段历史形成，而只是羡慕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对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以及苏联的农业社会化实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关系改造。从中国的发展实践看，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在数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的改造是成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除解决了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土地制度外，还通过改造重塑了符合现代国家后期快速发展的农业生产关系，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的农业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是毛泽东主导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革新基础上的建设是毛泽东主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清晰思路。从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在完成土地所有制变更基础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任务。首先新民主义革命通过土地改革重塑了符合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其次是在此基础上以合作化方式重塑了符合现代发展需要的农业生产关系。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其标志性文件是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该文件内容也被简单概括为“一化三改造”，就是围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通过对旧有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塑造适合社会主义新时期快速促进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新型生产关系。从概念上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也被称为农业集体化、过渡时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但由于农业合作的重要性，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初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进程。在具体形式上，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农业合作化又根据进展经历了互助合作（以建立互助合作组为形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倡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阶段尝试实行以土地入股、耕畜、大型农具、林木等作价入社，农业生产经营由集体统一组织，产值分配综合入社资本和日常劳动贡献进行，被称为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阶段是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中收归集体所有，农业生产和经营进一步集体化并由生产队统一组织。从经济性质看，它是通过合作化道路将传统的私营小农经济转向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从经济绩效看，无论是对战后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还是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支持，农业合作化的作用都是非常突出的。
农业合作化重要目标是塑造一个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新生产关系。由于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牵涉的领域和行业又是多元的。在毛泽东眼中，这种着眼于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关系重塑，其轻重缓急也是明确的。195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其中关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相比，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关于独立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则有很大的不同。如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简单地将殖民者资产收归国有，但对相应的生产关系并没有重塑，以致在后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是“小农意识”突出，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的综合发展。即使在苏联，快速直接的农业国有化也带来不少问题。中国有句话叫做“换汤不换药”，如果只是把殖民者或者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但并没有对相应的生产关系重塑这一过程，就如同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最终走的路子仍是非现代化的老路，这如同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同出一辙。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个经典的故事，也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是否重塑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在辛亥革命引发的全国革命运动中，江苏巡抚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然后宣布自己成为民国的都督。中国人幸运的是，有一个对现代化发展理论深入研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一个勇于不断改造自己的执政党。
中国通过农业合作化重塑生产关系对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再造，农业合作化对中国之后的发展和影响是深远的，仅就发展理论贡献和执政能力及现代化的国民精神锻造等方面例举如下：其一，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完善。之所以在中国发展经验中首先强调农业生产关系的重塑中的重要性，是因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起点。一方面，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就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数千年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重商轻农”思想严重，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占据主导，这是不符合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要在社会自然发展中来培养现代化合作意识，就不能加快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坚持，也是发展。其二，互助的形式，让以农业为主的国民在生产合作中意识到了现代化协作生产的重要性，培养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中才能形成的集体协作意识，形成了集体主义精神，是一次大规模的国民团结的社会实践教育。在此过程中，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作为社会关系的常识深入人心。其三，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解决了长期以来农业基础设施靠政府投入的制约。其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来自于农民，而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塑造，也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干部队伍的人员素质，这将直接体现在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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