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是备受关注的。外交政策是一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晴雨表。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不仅反映这个国家的性质，同时也是了解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方向调整的重要窗口，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是经济积贫积弱的年代，由于中国的“体量”，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为世界无法忽视一个拥有巨大人口规模、丰富资源并地域版图较大的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因此，外界观察者常常将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内容。这并不奇怪，中国人也重视通过外交政策的变化观察和分析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政策走向。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越是体量小的国家，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变化越是密切相关。因为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弱国无外交，弱国处处是外交
前者说的是弱国在国际事务中很难有真正的自主权和独立话语权。近代以来，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中国对“弱国无外交”的理解是深刻的。西方霸权主义讲外交的范围是由大炮的射程决定的，这种论断反映了近代国际关系中发展中国家寻求自主发展的困境和无奈。后者体现的是弱小国家在国际发展环境中，难以独善其身，其自身发展政策和外交政策等不得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权且不说国家基本制度设计方面的重大影响，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方面，弱国或小国根本无法独善其身谋求发展或者规避国际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使在21世纪的当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单一，国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对外依赖性较强，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周期调整中，不得不面对本币大幅贬值、外资逃离严重、就业不足和增长乏力等困境，要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也由此导致国家政策不得不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反之，如果国家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不仅国家经济形势难以好转，甚至会面临民怨沸腾政权非正常更迭等极端结果，而学术语言通常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政策缺乏弹性”，殊不知一个弱小国家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坚守自己的政策有多么不容易。因此，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通过外交政策调整来规避外部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从学术角度看，这就涉及到如何营造和维护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从此角度看，正如之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调整，都同西方阵营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现象不仅是了解中国发展政策调整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变化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从建国伊始到目前，虽然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这一外交政策从未改变。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文件的人应该都清楚，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脱离过维护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表述。如果一定要分阶段特点，那体现出的也是对出变化了的国际发展环境的相应解读。
在毛泽东所处的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反帝反殖独立运动以及西方列强为维护旧秩序而发动和支持的冷战。这一时期的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也是以同殖民宗主国斗争获得民族国家建立为主要特点的。在民族国家通过相互支持获得独立的过程中，与殖民者的清算斗争是主要国际合作形态，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正义性就体现在支持世界广大民族国家的自决和独立。从人类历史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为新中国确立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苏东巨变的发生和冷战的结束，全球两大阵营对峙终结，全球范围内的时代主题发生变化。正如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所讲“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一方面，1990年的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西方殖民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最终瓦解，世界上发展国家的发展议题已经由寻求政治独立转向发展社会经济，1994年新南非的成立则标志着以政治和解解决发展问题走向前台。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发展道路选择的一边倒。虽然之后长期存在西方大国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问题，但这同冷战时期的对抗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和趋势世界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一些地区局部冲突问题涉及到的很多是复杂民族、宗教问题。作为第三方，这类问题很难用“正义”标准判断。第三世界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持有的态度只能是尊重。世界范围内通过外交的“正义”宣示对相关国家支持的制度条件已经不存在。对此，中国坚持自己的公正主张，不仅体现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强调用发展解决问题，这同西方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解决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冷战后的众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都秉持了这一外交立场，如在备受关注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不仅强调政治和解，更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苏丹政府的支持，通过发展解决国内存在的发展困境。
坚持正义与韬光养晦的统一性
尽管中国外交政策与核心理念从未动摇，但不同视角下的解读却是多元的，如有人将毛泽东时代的坚持正义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割裂甚至对立。从大国外交政策的全局性看，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敢于坚持正义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是高度一致的。
首先，体现了外交核心价值的一致性，即对外政策的公正性与和平性，而公正性就体现在外交政策所讲的“独立自主”。作为国际行为主体，一国能不能独立自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发展道路选择的只有自己国家和人民最有表达权，尊重他国的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国际交往的公正性基本原则。
其次，体现了政策手段和行为尺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正义不等于到处伸手，以价值观之名谋一国私利；韬光养晦不等于没有正确义利观和无所作为。当别人需要并且请求帮助的时候，体现的是国际道义；当一国不需要或有能力自己解决而发展问题但另一方通过帮助强行输出价值观的时候就是沙文主义。正如邓小平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所讲“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可见，坚持正义是中国的外交原则，而韬光养晦是大国发展心态，如果认为“韬光养晦”是放弃原则，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严重曲解。
再次，统一于时代的发展需要。无论“反帝、反殖”时代主题下的正义支持，还是“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下的合作支持，都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时代性。外交的目标之一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国家的进步归根到底还得依靠自己。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发展政策的“核心”，但与这一“中心”的并列存在的是“两个基本点”。苏联解体后，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发展陷入低潮，对此西方不少制度歧视者嘲讽说“二十世纪最大遗产是社会主义的试验和失败”或提出“历史终结论”。如果说韬光养晦是一心一意安心谋发展，这同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时代特点高度吻合的，所以邓小平讲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世界主流发展缺乏共识的状态下，独善其身无疑是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站在今天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合作，仍然能够对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意义深刻理解：一些国家将中国对其合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同西方国家的竞争认为是好事，足以证明时代大环境的重要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坚持正义”与“韬光养晦”外交思想的有机统一和发展。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世界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国际形势需要中国做出新的应对。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关注世界发展，以“一带一路”推动社会进步，成为中国由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中的新时代外交使命。在此过程中，既要“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真实亲诚”开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是新时代中国坚持“发展解决困境”理念的重要体现。一方面，这体现出中国将继续在国际问题的大是大非上坚定支持正义，作全球安全发展环境维护的坚定参与者，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社会的开放式合作，让世界分享中国高增长快发展红利的大国责任。从自食其力到贡献增长、贡献思路和发展理念，中国外交的阶段特点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和对世界共同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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