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刚刚过去40年，国内外多数人只知道蔚为大观的建筑群和震动全球的GDP增长，并不知晓其中艰苦的思考和卓绝的奋斗。我和许多浦东的“新开发”者交流，发现四五十岁的人也有点儿“不识庐山真面目,‘纵然’身在此山中”的味道。
40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仅以浦东新区为例，未开发开放的浦东几百年没有变化，记录她的面貌几乎用一张照片就足矣；而今天浦东日新月异的巨变要用一个大数据库来记载。如何从庞大的数据库中提炼出简明的话语，沿着特区—新区—自贸区的轨迹提炼出改革开放的艰辛和果实，是要点真实功底的。
两年前，马云在美国底特律演讲，一开头他提醒美国听众，要重新认识中国。他说，认识今天的中国仅仅说自行车、太极拳、长城和大熊猫是不行了，接着播放了描述浦东陆家嘴雨后春笋般“成长”的不到一分钟的动画视频。我在给非洲和中东国家官员讲“浦东开发”时，常常借用马云的这段演讲视频当作“序言”。
2003年，我与基辛格博士和摩根大通集团总裁哈里森先生，就中国和亚洲的话题做了长时间的广泛交流。其间，他们竟刨根问底起一个小问题来：北京街头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怎么忽然不见了，老百姓哪来这么多钱买了车？购车信贷规则是怎样的？……他们从汽车着眼，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民富裕了。我深感，这些巨变以及形成这些巨变的深层原因，非常有必要说给国内外读者听。
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采访，写出了《西行漫记》，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预告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国巨变，一天一个样，我们不仅要讲中国的“老故事”“老国学”，更要讲好今日中国的“新故事”“新国学”，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国人对自己、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有准确的认识。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好故事，却没讲好，没讲充分，没讲明白。
再以浦东为例，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当时国际舆论多持怀疑态度，说“这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实际行动”。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上海后说，浦东开发可能是要造一个“波将金村”。弗里德曼是世界一流的货币学家，他懂经济，懂货币，但不懂中国的改革开放。若干年后，弗里德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先生说：如果弗里德曼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访问我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写道：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负责人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多媒体，向我们讲述了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到那时，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是经济大国了。作者预言：这一切预兆着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他的长篇文章以《我们该怕中国吗？》为题，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双硕大的筷子夹着几面美国星条旗当下酒菜。
这篇文章是我早期看到的“中国威胁论”，我给波士顿环球报总编写了信，我说：中国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当菜吃的历史，恰恰相反，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确实曾经被世界上的一些列强当作一道菜瓜分过。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结果，报纸发表了我的信，标题是“中国不赞成弱肉强食”。我给总编讲的故事得到了回应。
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看到报纸后，给我来信说：“看到了您给编辑部的信，真是感到很解气。这样的文章真是太少了。希望国内有更多人像您一样站出来，说说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发展的怀疑、惊讶，乃至焦虑不安，成了遏制中国政策的舆论基础。有感染力的“新故事”是解疑释惑的良方。
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及时。我们不把中国故事讲好，别人就会替你讲故事；等别人讲了“假故事”你再去讲真故事，有时候胜不了“假故事”，因为先入为主。
今天，有人会质疑中国如此尽力提供资金、提供经验去推动“一带一路”，到底想获得什么好处。中国经济特区、新区、自贸区的成长就可以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外部环境。道理显而易见，推动“一带一路”就是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结果大家得益，绝非中国独占。谢国平的这本书就是用朴素的故事向人们解释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道理。
今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一份报告，将上海“浦东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向南亚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中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作重点推荐。这份名为《迈向大达卡》的报告中，注明有我和浦东“老开发”邵煜栋合写的《浦东奇迹》英文版以及我应邀为“达卡崛起：迈向2035年中的达卡发展方案国际研讨会”而做的主题演讲“浦东案例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录像。我们为世行提供的浦东故事得到了世行的肯定。
该报告提出，孟加拉国第一大城市达卡的城市建设，尤其是东达卡的城市规划，可以学习和借鉴浦东的发展经验。世行认为，浦东当年距市中心的距离，和东西达卡的发展趋势非常相像。虽然当前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但是未来的潜力巨大，浦东的成功就是例证。世行还认为，浦东的成功从另外一个角度，得益于一系列的土地开发开放政策的推进，如允许外资的进入，允许私企的引入等，这一经验也可以为达卡等在内的一些城市借鉴。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1991年，时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从河内经北京去阿拉木图参加会议，半夜到上海加油，我去虹桥机场接待他。当时上海大雾，飞机不能起飞。我陪他聊天直到天亮雾散飞机起飞。他说：“我们非常羡慕浦东开发，我们巴勒斯坦国成立后，我们请你去，我们也搞开发。”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安定的区域环境，没有统一的坚强领导，开发的愿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1991年正是浦东开发的第二年，那时浦东开发的故事还很少，如今，我们不仅有了许多的浦东故事，更有全国特区、新区和自贸区的许许多多故事。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故事。借用海外一家周刊中的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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