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以贸易关税对全球举起“大棒”，英国的脱欧不断推进，中东的动荡与战乱不断……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又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时，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于国家的发展挑战的判断认识也是差异较大的。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很难会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本国脆弱经济造成冲击的视角分析或看待自己所处国家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一些受国际经济形势冲击影响严重的国家，民众更多从自身所处社会的治理角度做出判断，认为自己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出现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进而将出现的困境归咎于政府的无能甚至腐败，也由此引发反政府行为的动荡。客观看，一方面，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民众对于发展前景预期实现判断的差异。另一方面，民众判断的差异又加剧了某一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
解决自身社会存在的发展问题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发展挑战。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起点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既体现在民族文化、历史基础、资源市场条件、产业特点，也体现在制度选择和现代化路径。也正是这种广泛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都因为发展水平的差异，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比，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加突出。虽然任何国家都重视发展，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却大相径庭。选择发展路径的差异最终也导致发展的成效差距较大。能否解决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衡量所选发展道路的重要衡量指标。
不同的发展理论对于发展困境的解读差异较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当前世界发展不确定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出现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周期调整。就表现看，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出现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隐晦”。通过自身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转移自身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常见。翻阅近代世界发展历史，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特殊。相比于冷战结束后期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民主解决困境”的思路，目前一些国家在应对全球发展不确定带来冲击的反映要比冷战后期接受华盛顿共识以民主转型寻求发展的情况要好。这种好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的民众认识到，口头表达的民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寻求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公约数才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能量。从中国发展经验看，中国在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种成就既是制度的因素，也是政策的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发展理念上的共识。
发展解决困境是中国人的共识。在中国，无论是自媒体时代到处充斥的“心灵鸡汤”还是国家主流媒体所不断释放出的砥砺奋进的发展与进步规划，所体现的都是催人勤奋、上进的声音。流传在国人中的一句时髦话语是“可怕的不是别人优秀，而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当华为的任正非提出愿意向美国公司就5G技术授权，让华为有一个竞争的环境时，所体现的中国人敢于不断给自己提出进步要求的心态。小到个人、企业，大到国家，如果没有勤奋与努力，要实现美好的个人梦想或国家梦想，都是不可能的。在21世纪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进步”是指望别人在睡大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是基于对别国掠夺来实现。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的70年中不断取得进步，很大程度上同中国社会进步的共识密切相关的。而这种共识的背后，是中国人民相信，美好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勤劳去创造。
发展解决困境的内涵。作为一个数千年农业文明大国，中国对发展解决困境的理解和表述是多元化的，有众多的词汇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其中既有表达人和自然环境际关系的，也有表达社会关系的，包括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政通人和、也包括睦邻友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励精图治等。无论是冀期望于自然环境的友好，还是国家的繁荣，都体现的是中国人心中的发展观。客观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发展预期，也表现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中。但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更多是一种积极上进，通过努力改造自然社会促进发展观。由此，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才会被世人传颂，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向往。这种对发展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农业为主动荡社会经济基础。当历史证明农业文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落后于工业文明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其直接后果就是百年屈辱。因为靠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应对以工业生产为导向的现代化挑战，必将体现的是发展的滞后。由此，推动工业化发展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发展解决困境的挑战。发展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维护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于促进发展意义更加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面临的风险因素考虑更多和美国的危害联系到一起。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维护霸权的代表。不仅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且在国际上仇视社会主义国家，是冷战的主导者。正如1964年7月9日是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指出：“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华盛顿共识”大肆推动的是“民主解决困境”价值观，导致很多国家陷入新的发展困境。中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绝不是躺在历史痛苦记忆中寻求发展的“等靠要”。如果说近代以来一些国家依靠霸权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那么也应该看到这种旧秩序给人类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破坏性作用。
中国发展解决困境共识的体现。从中国发展经验看，发展解决困境的价值观念既体现在支持发展的独立自主，也体现在重视“以合作促发展”。在中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原则。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反“三座大山”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就一直成为解决发展落后的主题。虽然因不同时期面对的外部挑战不同，中国的发展政策做了必要的调整，但通过发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思路，也是“发展解决困境”共识的体现。通过实现工业化，让物质商品的生产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都是国家的重要方向。只有通过发展消除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才能消除国家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发展困境。从毛泽东时代提出实现通过自力更生解决困境，实现“四个现代化”“超英赶美”，到习近平强调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精准扶贫，消除发展不平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坚定扩大开放与对外合作，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在对外合作中，中国也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积极开展“以合作促发展”。从支持亚非拉发展而进行的成套设备输出援助、设立农业示范中心，到重视市场手段让援外项目取得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到“一带一路”让合作国家搭乘中国高增长列车共建发展，所反映的都是中国以发展解决困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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