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着重研究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将制度建设作为核心议题，再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从世界关注中国制度建设的视角看，可谓贬褒不一五味杂陈。对于一些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对的国家而言，中国强调完善制度建设无疑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发展优势。对于尚面临发展困境的国家而言，不断完善的中国制度，将提高中国发展经验的可学习或参照性。从执政党治理能力建设看，四中全会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现代化目标直接关系到中国“强起来”的历史使命，有评论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可谓并不夸张。
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反映了中国发展经验的成熟
制度建设的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要实现的发展任务是不同的。将中国的发展按照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划分时，所反映的更多是以中国市场化改革特征为标准的阶段划分，是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理念和政策的探索及创新。但执政党性质决定了中国发展经验的统一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制度经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看，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可以按照“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过渡/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总结和制度完善”四个时期划分。从发展经验交流的国际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是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同很多国家当前的发展制度选择并不相同。同样，用中国的发展经验看相关国家的发展问题时，中国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及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发展成绩在很多国家是缺课的，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这种缺课带来的短板，其制约性无疑也是突出的。而从发展经验连续性看，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视强调中共“八大”的重要意义，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内涵。在经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后，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建设时期的发展经验，并作为制度经验巩固下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这可以很好理解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意义。
由重视技术进步到制度巩固完善反映了中国发展经验的成熟。“四个现代化”曾长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现代化任务，并指出这是摆脱落后和贫困实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基础。《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今后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也由此成为中国政府和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口熟能详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单纯地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看，体现更直接的是技术的进步。但如果只是单纯看作技术进步，极容易让人想到晚清时期洋务派变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的发展经验的。因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取得的。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制度保障不仅涵盖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也包括民生保障、制度监督、生态文明等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现代化制度建设领域。这些制度建设不仅巩固了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制度基石，更是在前瞻性地引领世界制度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讲：“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制度现代化将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新贡献
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起点是制度变革。近代以来，制度革命所催生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效果是空前的，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和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这既包括土地、资源、企业等所有制等基本制度，也包括民主、法制、反腐和绩效评估等众多方面的管理制度。从“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三民主义”制度变革，所反映的正是中国现代化制度探索。从制度变革阶段看，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关于基本制度的重要性讨论曾经长期占据世界主流，并伴随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全球性制度革命。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民族国家的独立是和新制度的建设相伴随的。在苏俄独立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取得快速发展的经验后，二战后很多民族国家在独立后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看到了后发国家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后人从不同学科视角解读这一现象时，会夸大本学科视角认知的重要性，由此导致读者对这一现象认识的失真，如有的观点认为一些民族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的“制度扩张”。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家不是将国家的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尽管会有其他民族或宗教的因素参杂其中，但毫无疑问，将国家发展的蛋糕做大都是符合执政者长远利益的。
“现代国家”发展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归于制度因素。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当分析国际经济问题现象时，常会听到“结构性问题”的概念。“结构性问题”是一个相对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存在结构性问题，因为一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不仅同自身产业有关，还同国际产业分工密切相关。差异在于，不同国家能否或多大程度上通过制度性安排对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整。由此，结构性问题也是制度性问题。当中国通过制度性安排快速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活力和持续快速增长，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应对国际经济周期性调整，通过产业升级应对环境污染……体现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相比，冷战后，当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市场改革进行发展转型时，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从经济结构甚至产业发展角度讨论，而忽略了制度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领域，当多党制国家热闹于“选举议题”和“治理腐败”等政治议题，而发展政策却换汤不换药，普通选民对政治缺乏参与热情时，中国的社会治理却能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能以敢于自我革命精神和魄力面对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所体现的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确保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也是人类制度进步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是立足于自身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实现。在过去70年的探索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自己的制度。中国走的是一条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探索道路，既避免了社会主义不成功的案例，也避免了封闭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同时也与不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发展成效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将中国的制度发展经验巩固和完善起来，有利于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另一方面，当前人类正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共商共建共享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正成为世界合作与发展的主流。推动中国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增进不同国家间文明、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将对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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