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其中八次和发展相联系的优势。这种涵盖多领域的广泛的优势所体现的正是中国在人类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引领。
优势既是相对于别的发展经验的对比，也是对自身发展基础上快速进步的描述。总体上，优势体现在我们通过这些制度实现了超出正常水平的发展。当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时，对这种优势形象的描述就是相关制度对实现发展的绩效。“绩效”对于一个制度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绩效”一词市场经济条件下被作为衡量企业的重要指标。但广义的绩效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领域的发展成效，狭义的绩效可以是部门、行业的发展成效。对于国家而言，绩效低意味着一个社会制度不能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一种治理体系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的运转不能体现公平公正。当一个政府体制内到处充斥着“推诿”“不作为”现象时，背后往往伴随的是公职人员权力的寻租与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固化及对制度的侵蚀，这样的国家要想取得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一个企业或行业形成了奖罚不严明，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那这种制度也势必会导致人浮于事，部门发展缺乏竞争力并进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重视绩效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天然属性。首先，只有绩效才能体现共产党和的先进性。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发展理论中，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生产关系的领导力量。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重视绩效。其次，从发展结果和成效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所取得的伟大成绩都可以归功于党和政府引导下的发展绩效。一方面，重视绩效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所有发展阶段，只是不同时期的语境不同表述也不同。简单而言，在毛泽东时代，对绩效的描述更多使用“积极性”，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绩效则成为常用词。另一方面，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后等不同发展时期所重视绩效的工作重点不同决定了重视绩效的对象和工作方法不相同。革命时期对绩效评估的重点是军事，建国初期对绩效评估的重点围绕工业化开展的各行业基础建设，改革开放后对绩效评估的重点是市场活力。按此逻辑，无论哪个阶段，如何激发民众、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绩效的问题都是贯穿其中的。有人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吃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站在今天看，“吃大锅饭”是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它只是反映了工作重点转变而出现的组织方式调整，而非制度局限。特定阶段，制度的绩效考核依靠自觉和“甘于奉献”是可行的，但什么时候进行调整，则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
从调动工作积极性到反对搞绝对平均主义，提高绩效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路。在《毛泽东选集》文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关于提高积极性的论述基本贯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以及生产和管理各个领域。仅就革命队伍的建设和革命政府的工作方法中举例如下。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危害：“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中就明确强调提高绩效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同样，早在195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点的东西。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
因势利导促进绩效提升一贯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一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绩效提高主要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当面对百年耻辱，人民长期生活在兵荒马乱时，渴望一个稳定的社会，能出现一个带领民众摆脱奴役的社会。而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取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制度后，这样的制度活力就充分释放出来。其典型表现是热情饱满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中共八大上，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一时期一个流行的话语是“抓革命促生产”“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工业技术条件严重滞后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弥补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充分调动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绩效提高主要体现在以市场手段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通过绩效改革搞活经济。这一时期一句流行标语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国有企业摆脱经营困境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绩效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可见，从始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到国有企业经营的市场改革，都反映的是党和国家在改革中重视提升绩效的逻辑。
绩效标准的动态提升反映了党和政府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从不懈怠。从不同时期的党和政府的报告中都可以发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但很显然，在过程中，绩效的标准却是不断提升的。从解放后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热情和积极性完成基础产业的发展保障人民基本生计和国家安全，到改革开放后依靠人民富起来的积极性搞活经济并实现多年高速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再到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反映的都是党和政府利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通过提高生产绩效并推动生产关系现代化的变化。每个时期任务的完成都意味着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个大的飞跃，是我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同样，这也意味人民对党和国家又有新的更高的需求。在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迈进过程中，人民对生态、国际尊严、社会治理更加公平公正等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由此，党和政府不仅要巩固之前发展取得的成绩，还需要为未来的使命奋斗。
协调、协同、共同发展成为新时代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发展的世界性更加突出。中国的发展已不仅是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互动性也在空前的加强。由此，协调不同发展主体，协同各方利益，积极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实现共同发展，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中国发展绩效的重要内容。这在客观上也饿要求中国制度优势进一步释放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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