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以货币的形式普及天下，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资本使国与国、人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着经济全球化大势向前。特别是今天，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资本的影响无处不在，任何战略研究包括军事战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触及资本。
我研究美国军事战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美国的军事战略，看上去很纯粹、很军事，但是它的箭头却坚定指向它的国家资本。而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可以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资本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资本利益服务。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帮助我们认清资本的本质。我认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资本霸权，而不是军队或战争。战争只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它主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通过美元资本，说白了，美元资本与军事的关系十分密切。
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制定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像人呼吸空气是为了活着一样。每个国家、个人应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利益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包括显性的或隐性的，如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宗教的等等。但现实中，这些多种利益到最后都可用资本载体来衡量，或说以终极的货币形式来衡量。虽然许多东西比如宗教利益、文化利益还不能完全以货币化方式衡量，但也与货币化密不可分。在有其作为价值度量衡的通用性。人类社会的货币化进程带来了大家说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鉴于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为自己利益而战时，当然等于说这个国家是为其资本利益而战，这对于了解现代经济的人而言这不是什么新发现。
近几年国内很流行颠覆论，特别是喜欢把资本、货币等同于战争，这样不仅是耸人听闻，而且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中国的发展不仅无益，而且还像智力鸦片一样，使人智力麻木，让人不会去挖掘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本质，阻碍中国资本现代化、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为什么不能把资本和战争相提并论？因为战争是基于暴力，是基于强制力迫使另一方接受施暴方的安排，而资本市场所基于的是交易双方的自由、自觉、自愿的选择，把任何基于自由和自愿选择权的竞争关系说成“战争”，是混淆概念，毫无建设性价值。
从军事战略讲，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毁灭对方的资本体系达到毁灭对方的效果，即“非常规”战法，但这不等于“资本战争”，更不能因此从“战争”角度研究资本。因为资本就是资本，战争就是战争，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从明朝末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从来不缺颠覆论，不缺从道德角度来评判对西方的看法并做出反驳，我们应该从建设性角度去追问、研究西方为什么兴起？
为什么美国资本、美元何以能主导世界的经济？为什么欧元、日元或者是人民币没有成为和美元相等的国际货币？颠覆论、道德评判的最大危害，是让我们似乎站在道德制高点，麻醉自己的智力探究，使自己失去学几招的机会，让自己不能掌握竞争制胜的技能。我们就是这样陶醉在颠覆论中荒废了一个半世纪，使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浪潮中落伍，而陷入丧权辱国地位，科学精神从本质上是去迷信化、去颠覆化，来探究现象背后掩盖的本质。美元的地位、美国的资本实力和技术实力是一种国际现象，也是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因素所决定的。
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能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市场竞争，看哪个国家更有长久稳定的制度保障，哪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让国际社会更认同、更接受、更信任、更受益、更安全，看其是否具备保证其货币价值、购买力的方方面面制度与经济要素。当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互相之间有同等机会去竞争的时候，从国家主权基金到各国外汇储备、到全球很多有钱的个人和企业，都自愿选择美元资产，而不是其他货币资产时，该做的不是指责美元霸权，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其他货币没有在竞争中胜出。战争所依赖的是强盗逻辑、暴力逻辑、炮舰逻辑；而资本市场基于的是靠经济规律、价值原则的自由选择逻辑。
诚然，现在我国采取了很多行动将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我们很明显而又很具体地看到，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能力不是那么简单的。美国掌握了美元的印钞机，这虽然是一个结果，然而背后是经过了 200 多年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美元在国际上的支配地位。
但是，当今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警察，没有各国认同的世界立法机构或执法机构，也没有足够权力的世界央行。在各国都强调自我的主权是别人不能干预时，就不能有跨越国界的世界政府的存在。在这个前提下，实际上只能由主权货币继续成为跨越国界经济交换的货币，不管投资，还是商品交易，只会继续这样的格局。一个国家要发展，就要与国际资本相向而行，因为我们懂得这样一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生发”原则。但是，中国未来不一定非像美国那样行事不可，因为有美国的前车之鉴，所以我们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如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或使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这个问题让我们不能不重新回到“颠覆论”话题上来。美国和西方一些大国可以说深谙此道，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精于谋略，在经济特别是资本领域也同样精于算计。在资本业的这一领域中，中国理论界喜欢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谈论资本。说到此，这里需探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当我们说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事实上是对如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平衡作出的一种选择而已；资本主义是一种选择，社会主义也是一种选择。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必须跟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或者彻底决裂。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资本为劳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劳动为资本提供增值，这一切都要经过市场来实现。在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既需要资本，也需要劳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逻辑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在现实各国的经济形态中，资本主义逻辑中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其实在现代社会，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两种主义之争的本质不在于资本，而在于资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在于资本运行的终极目标是否能为广大人民大众谋福利和为谁所占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的资本危机。
美元作为既是国际储备货币，又是美国的本币、美国的主权货币，它的发行不是像人民币那样，它是通过借债的方式去发行的。1973 年 8 月 15 日，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人经过短暂的懵懂，最后理清了思路，随后便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让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西蒙飞到沙特，跟欧佩克达成了一个约定：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就从根本上确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你可以不用美元，但你不可以不用石油。
至于说某个国家为其资本利益而战，这的确不是什么新发现。真正的发现是美国如何运用军事手段为其资本利益而战。是美国人如何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又让美元与石油交易挂钩，然后再通过在产油区打仗，逼高油价，打出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从而为美国政府名正言顺地印发美元铺平道路，也是西方现当代经济理论没有过的新发现。 当中国外汇储备到了 3.2 万多亿美元时，除了美国之外很难找到能够吞吐容纳这么大金额的其他投资市场。所以，如果不买美国国债，没什么可买的。如果到非洲投资，一个非洲国家，几十亿或上百亿美元就可把整个国家的 GDP 翻好几倍，那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投资市场容量也有限；欧盟又有欧盟的问题。比较来比较去，当中国外汇储备这么高以后，基本上就没别的路可走。
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世界游戏规则，市场规则就是这样的闹心。美国国家实力造就了美元的地位，美国可以很露骨地使用国家的实力，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很多中国人不喜欢这种赤裸裸的办法，这好像不符合道德。尤其这些年，我们总是把美国看作为发展中的阻力，总觉得美国作为世界上民主、自由、人权的最主要倡导者，怎么在涉及到利益时那么赤裸裸地给我们施压，要那么多东西？好像美国人也没像我们原来想象的占住了人类道德制高点。美国人怎么想？他们认为争取、保护自己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优先”是美国理所应当的权利。美国人相信：中国有责任维护中国的利益，美国有责任维护美国的利益。
这里涉及到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为什么西方总是把自己昔日犯过的错误，搬弄到今天来指责前行的中国。过去几十年里，西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先让自己占据一个自鸣得意的道义制高点，然后再谈某个原来在本国人眼里并非道义问题的问题来压制别国，甚至“大打出手”。因为我们知道，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美国在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出于抗击苏联的需要，西方所拉拢和支持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而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所有人权或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及至西方国家一般都只是泛泛的指责，这其中毫无疑问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其实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体现。
所以，很遗憾，各国都会作出双重标准的事，这也是各国的国家利益的体现。我们有权指责别国，当我们被指责时也可以进行反击。世界就是这样在多个权利方的相互博弈中动态地前进。
在国际资本的运行过程中，国家利益都十分明显体现出来。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巴塞尔协议，即由美英两国率先实行巴塞尔协议，率先执行银行储蓄准备金制度。但这个协议最有意思的条文，不是双方准备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问题，而是它的最后一条，即：今后凡与美英银行打交道的任何国家的银行，都必须实行8%银行准备金率。这样一来，美国人用多边协议来拴住日本，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为美国人很清楚，这世界上还有哪国的银行，既不在伦敦资本交易中心，又不在纽约资本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往来或结算呢？没有一个国家。这一招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回到巴塞尔协议上来，而这一回最终导致了日本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的泡沫的破裂。
资本的运用是个对立统一的过程，资本的流动基本前提，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增值。基于此美国为各国提供储备货币，美元被撒向全世界。美国不是圣诞老人，它不会把美元拱手送给别国的。当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就像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它的纳税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其实，在人类世界，不只是美国政府为全世界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为人类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安全产品，通过自己的资源和产品以求回报，哪里的利润高，资本就流向哪里。
换个角度来看，兴许有美国提供哪里都信得过的美元硬通货，全球化才能运转起来，跨国交易成本才那么低。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能提供全球范围内都信得过的跨国货币，中国的贸易量不可能这么大，中国的出口不可能那么顺利。现在基于主权货币的国际体系有其内在风险，需要改革，但不是要主动立即推翻美元体系，因为在没有出现超主权货币之前，那样对中国经济会是破坏性的，中国经济还继续需要美元的稳定。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为此中国需要付出多少，要给美国多少好处，这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很容易情绪化的问题。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世界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发展机遇，中国也给人类带来了勃勃生机。现在面对的许多问题，更多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共同维持世界经济多极化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更放心。如果像美国那样，单边主义行事，世界的经济危机又会卷土重来。
当世界秩序遭到破坏时，重要不是互相抱怨，而是共同维系，因为不管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任何一个社会里，最后总是靠一个动态平衡来维系。
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会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策，这是各国的权利，当下的世界秩序的确有很多问题，有许多对中国不利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又是目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国际秩序特别是资本秩序需要进行改革，而不是需要革命。为推动这种改革，中国需要参与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进行建设性的改革。
国际秩序、特别是资本秩序，究竟需要改革还是革命？主要是看人类发展到哪一步时产生哪种需求，而不能站在一国的角度断言需要什么或不需要什么。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几十年都没有暴发世界性的战争，不少学者把这一功劳归结于核武器的平衡制约。但我认为，这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多极化有直接关联，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为世界和平带来了福音。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世界发展与和平是主流，是人心所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国家毅然决断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大胆的全方位的向全世界开放，实行改革开放伟大方针；我们主动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和文明世界，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关系，从陆权国家走向海洋，走向共享经济，从而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正是这个伟大的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伟大创造。”由于我们党紧紧地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势，才有今天我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成就。这一战略预判，是邓小平同志对我们中华民族一项伟大贡献。
总而言之，虽然资本以货币流通，但也能折射出了淋漓尽致的国家利益。况且在国家战略、政策设计方面，中国比美国更具高效性和执行力。当美国民主精算变成行政掣肘和难以抉择的民意争吵时，中国战略和政策可能已经发挥极大的效力。 当前，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受到了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实行单边主义，这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倒退，全世界的国家有义务团结起来，维护和推动全球多极化前行，只有如此，资本市场化和全球多极化就能进一步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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