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利的平等是当前很多国家仍然严重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联合国高度关注的国际发展议题之一，提升妇女地位仍是很多国家努力提升的方向。从1975年6月首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墨西哥举办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除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外，无论是“千年发展目标”还是“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提升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世界范围内关注女权运动恰恰反映了女性在社会权利平等方面进步的不足。当发达国家讨论后女权运动时代的女性发展权益的时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地位仍然十分低下，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关的国家政府仍在为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努力。作为最不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非洲的妇女权利问题不仅备受世界关注，也是非洲发展议题的重要内容。早在1985年，非洲肯尼亚就举办了第三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之后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2063议程”等长远发展规划中，提升女性的平等权利都是重要议题。
从妇女地位提升和权利平等角度分析中国的进步，是国际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内容。妇女权利的不平等体现在社会教育、就业及众多社会生活中。很多国家认识到提高妇女权利对于促进生活生产和生活的综合进步意义重大，并积极倡导提高妇女权利。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妇女因为缺乏基本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进而导致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下严重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2019年10月非盟在布基纳法索举办的第39届国际农村妇女节上，将提升妇女地位和工业化议题相结合，凸显了非洲国家重视妇女地位提升同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相关性。研究角度看，妇女平等的社会不仅意味着妇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且不同发展阶段妇女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仍是不断发展的。相比，2019年9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平等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系统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社会地位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以教育为例，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达52.5%，比1978年提高28.4个百分点，比1949年提高32.7个百分点，女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已达48.4%，比1985年提高29.8个百分点。
毛泽东是人类史上激发女性自主提升性别平等意识的伟大导师。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平等。这种平等既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更体现在性别平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女性地位提升的过程。一方面，从新文化运动提倡女权解放妇女开始，共产党就积极倡导和推动男女平等。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有关于女性平等的诸多阐述，如1919年毛泽东在《女子自立问题》中也明确提出，导致女性地位低下的是旧有社会制度的罪恶，实现女性的自由平等权利，要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开始，通过让女性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是女性有能力自主提升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手段。另一方面，在革命和国家建设中唤起妇女自觉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意识是毛泽东对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巨大贡献。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蒙，那么对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决定性社会实践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明确将实现女性地位和权利平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被称为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大山就是“反封建”，这同解放妇女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作为数千年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妇女在社会地位中长期处于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压制下。这也导致女性整体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较低。由此，重视女性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并调动其自主参与社会改造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
1929年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古田会议决议”对革命时代党内存在的政治、组织、思想、宣传等众多不正确方法提出了纠正方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相关领域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明确了方向。今天看，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不仅是战争年代获取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石，诸如“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盲动主义”等工作思路，也可用作当前国际发展经验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其中，就重视女性地位平等议题毛泽东为大会写的决议中在“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明确提到“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1938年毛泽东在妇女节的讲话强调，妇女同胞结团体，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和平等。“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妇女都是一支可以顶半边天的举足轻重力量，其中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可赞可点的伟大女性。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史无前例妇女地位提升的阶段。正如中国社会经济综合进步的快速开创了人类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一样，无论是从中国发展史，还是世界发展史看，毛泽东时代都是一次人类史上空前提升女性地位的阶段，其中一句广为人知的语录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对女性地位的提升不仅在于重视女性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革命、建设等广泛社会领域的平等参与权，更在于通过女性地位的提升塑造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理论，女性劳动的社会化是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前提。事实上，作为女性从未脱离过社会生产，而是长期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并不是以社会化的方式所体现和被认同的。进而，女性生产劳动的社会化需要高度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环境。正如恩格斯所讲：“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之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入在公共事业中。”对此，毛泽东有过多次同样的理论阐述。由此可以理解建国后政府解放被压迫女性，通过教育和就业将大量“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女性扫盲运动等社会改造。
提升女性地位和权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重塑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中就明确强调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细节是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问题的把握绝不应脱离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否则有可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正如我们当前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美国再伟大”是通过一系列对外、对内政策的调整来重塑和恢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一样，看待毛泽东的主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任务以及政策导向，也应该放在其对新制度构建的预期中。1954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新中国诸多革命实践和发展理念的制度化成果。在该宪法中，关于妇女地位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从生产方式变革研究妇女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而从政治变革对妇女地位变化的影响分析所突出的是制度进步带来的发展效应。从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经济史，同时也是政治史，二者是不能分开的。承认教育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相关性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学术议题。而从制度范式比较而言，一个制度的进步与多大程度上提升国民受教育程度及消除教育的性别差异密切相关。如果说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确立来逐步推动的，并且这个过程经历了200多年，那么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实现的妇女地位提升的成效就更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女性地位提升的时间短和覆盖面广。从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到妇女解放社会制度实践，中国在女性权利提升方面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制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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