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执政，围绕什么核心议题执政是任何国家执政党都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的问题都是综合性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突出强调某一问题的重要性反映的是阶段性的主要矛盾。这种问题的解决这在当前话语体系中被描述为“优先领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政府行动能力的增强，也关系到是否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当我们看到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多党选举中民众频繁换党，说明执政党并没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让大多数人受益。从发展经验交流视角看，在众多关系发展的议题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要理念，也是近代以来不同国家存在发展差距的现实。从新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看，不同历史时期取得较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放生产力”。
“进京赶考”是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京之际毛泽东一句经典语录，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由革命走向全国治理的之际，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毛泽东对共产党未来执政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心态而作的形象描述。正如毛泽东所讲，获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发展需要，那么人民就会“用脚投票”，这是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当代中国人讲“米袋子”“菜篮子”等概念时，所反映的正是人民对基本物质生活要求。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也曾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但“仓廪实”“衣食足”同“知礼节”“知荣辱”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是故，司马迁虽讲“人富则仁义附”，但也存在《孟子》中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理论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步，不仅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也是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从马克思唯物论的视角看，物质生活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也是有必然逻辑顺序的。这也是马克思理论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首先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的原因。但事实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却是首先在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国家建成的，也意味着物质生活并没有极大丰富。站在今天看，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表明，我们可以利用制度优势实现“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一目标。
解放生产力既是党建经验也是治国经验。从执政党发展经验看，毛泽东时代，全民万众一心拥护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因为亿万人民大众从党和国家的治理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这也是执政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经验。正如毛泽东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可见毛泽东眼中解放生产力与党建关系的重要性。
诚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革命的过程中，也曾长期缺衣少食，并在此基础上用“小米加步枪”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梦想。但很显然，这种奋斗的成功是因为中国人共同面临着“民族存亡”挑战，中国共产党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也由此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我们人均收入迈上1万美元台阶的时候，我们仍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距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仍有着很大的差距，我们仍然在“被考”的过程中。但是，从国际发展经验交流看，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已经足以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其背后反映的正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规律的掌握和应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史。
解放生产力是一部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斗的革命史。毛泽东多次就土地半封建半殖民地下中国土地所有制给生产力带来的严重束缚进行批判，指出其解决方法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早在192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指出“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可见，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土地对于中国革命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也由此才有了中国的“土地革命”和“土改”。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也成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革命的反“三座大山”也是寻求解放生产力。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就“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的建设史是一部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史。这既体现在新中国的基本制度建设，也体现在尊重市场规律。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提到“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发展生产力才能提升人民购买力，并进而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这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是后发展国家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前瞻性理论。可见，当别有用心的人指责毛泽东不懂经济时，自己所懂的经济又是何种狭隘的“经济”。
如果说毛泽东“进京赶考”是一次对党的自我警示和激励，那么1954年的政府报告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治理后交出的第一份答卷。周恩来在1954年政府报告的开篇明确提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报告还提到：“中国宪法关于工业化发展路径和国民经济的改造，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可见，中国共产党在进京执政后对国家治理是有明确目标的，那就是解放生产力，让人民和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提高。进一步而言，正是由于对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使得建国后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快速开展。从该角度可以理解共产党执政后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活动。
解放生产力既尊重经济规律应用也创新政治制度建设。一方面，梳理1954到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力的解放整体上经历了由摆脱对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束缚、基础设施制约、产业链束缚、技术束缚、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提并论，尽管不同发展时期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中国对解放生产力的内容是循序渐进的。这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的。从概念看，无论从毛泽东时代推翻制“三座大山”旧制度、“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提升全民知识水平到邓小平时代提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投入”以及引进拥有先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能力的外资企业等等，都是解放生产力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和中国政府治理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解放生产力是一个需要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发力并自我革命的过程。作为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多元性的。但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一定是和解放生产力密切相关的。中国生产力解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如应对外部挑战从发动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参与到依靠政府能力，反腐败靠自觉上升到大数据监管等等，都有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效果。
解放生产力是新时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的成功经验。站在新时代，只有巩固自己成功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探索新的经验，中国的生产方式才能有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才能真正实现。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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