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执政风格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既与他个人的特质、禀赋、努力等主观因素有关，也与他吸纳前人执政经验、时代造就等客观因素有关。
主观原因
1.不断地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
几十年来，习近平始终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学习让他读懂了中国，读懂了中国的老百姓，学习让他明白了如何治国理政。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当知青，在这个穷乡僻壤一呆就是7年。7年的农村生活，不仅让习近平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深切了解到什么是中国的农村、什么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当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后来他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群众中。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在他从政40多年的历程中，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作风始终没有变。
2.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思考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多年，面对各地复杂的发展情况，他因地制宜，科学领导，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他日后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治国理政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1973年在农村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开始，他经历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从政历练。1975年习近平来到河北省正定县任职。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后来又相继到浙江、上海等地任职。40多年以来，他从县到地市，再到省市、中央，重大的工作变动有16次，曾先后担任福建、浙江、上海三个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长期厚积薄发、深接地气的经验积累，为他日后形成科学的执政理念、丰富的执政思路和精妙的治国智慧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同时，习近平还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以进一步指导实践。1992年7月，习近平的第一本著作《摆脱贫困》出版，收录了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章。2006年12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出版。这些文稿全面反映了十六大以后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战略思考和实践探索。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这些文章紧密结合浙江实际，谈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谈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谈干部的党性修养特别是正确对待权力和利益，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2007年8月，浙江日报社经再三征求习近平同志的意见，并在征得同意后，以《之江新语》的书名，将这些短论结集出版。这几本在基层工作时写就的著作，站在时代的高度，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实际问题，既是鲜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理论升华，蕴涵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和家国情怀，为习近平总书记执政风格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洞察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火热的现实给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洞察国内国际大势，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时间维度上，他放眼未来、注重长远，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空间维度上注重高屋建瓴、谋划全局，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观点和“一带一路”战略；在系统维度上注重顶层设计，整体布局，提出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他致力于解决根本性问题，注重把握根本原则和政治大方向，强调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这种实践逻辑下，逐步形成了系统清晰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魅力和执政风格。
客观原因
1.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积累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我们的事业已走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执政70周年。在这如歌的岁月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些经验分别凝结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毫无疑问，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执政的，是严肃地接续巨人交过来的接力棒。可以说，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积累的丰富治国理政经验是习近平执政风格形成的雨露和阳光，是精神富矿和智慧源泉。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2.对改革开放接力探索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高度自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大招实招。在几十年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的接力探索中，中国人民不但彻底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狭隘僵化状态，逐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从此走向了极富光明前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前所未有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民族自信。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正是如此，习近平同志才豪迈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执政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自信笃定的政治家魅力和底气，完全来源于改革开放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源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巨大理论指导作用、来源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走向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展现的独特优势。
3.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一个时期的执政者会有一个时期的执政方式和风格。历史时期不同，执政者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就会有所不同。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化变化，必然带来执政者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风格的变化。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治党治国治军的伟大执政实践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必须清醒而科学地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其执政风格正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形成的，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习近平执政风格的形成。正如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执政的过程中是时刻清醒地认识并紧密跟踪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科学地施行治党治国治军方略的。
仅就党情而言，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8900多万名。这是一只世界上最庞大的党员队伍。不可否认，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存在着管党治党不严不力，致使在有些领域、系统出现腐败多发高发、一些党的基层组织慵懒无为、软弱涣散、不少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奢侈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习近平成为党的总书记后，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强大的历史责任担当，毅然决然地在全党发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党风政风民风随之焕然一新，老百姓交口称赞，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形象也随之空前伟大高大。这与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党情的深刻变化，而断然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重于泰山的历史担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等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国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宏观调控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发展基础日益雄厚，改革红利正在释放。同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推动增长、增加就业、调整结构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所有这些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都成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筑梦中国，勇于追梦，勤于追梦，治国理政大见成效，祖国欣欣向荣，老百姓心舒气畅，对未来无限憧憬。尤其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在新阶段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顶层设计，成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通途。可见习近平履职以来治国理政的一举一动，传递给人们更多的是信心、勇气、力量和希望，这进一步铸就了其执政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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