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月背的一座环形山（1959年苏联发射的“月球三号”卫星，发回了月背70%的图像）命名为“万户”，这是月球上数座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环形山中最大的一座。
工业社会后，第一个准备跨进太空的，是德国。一战后，因为大炮研制受到《凡尔赛和约》限制，“火箭”这一没人关注的新事物成为当时德国钻空子的利器。火箭是卫星的兄弟，没有能够摆脱地心引力的火箭，卫星如无本之木。
二战后期，德国的很多先进武器，严重刺激了盟国。德国战败后，美国率先抢到了他们的火箭专家，也是后来被誉为现代火箭之父的冯·布劳恩。1945年7月，被派往德国执行这个“回行针”计划的科学家中，就有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苏联迟到一步，可他们从古拉格召回了蹉跎十年的科罗廖夫，科罗廖夫正是世界公认的航天学、火箭理论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传人。
其间各种惊心动魄按下不表，记者在不同场合听不同专家学者讲述过背后的故事，不亚于精彩大片，俄罗斯前几年拍摄的电影《天际行者》和《搏击太空》就参考了刚刚解密的苏联航天档案。
1957年10月4日晚，距离莫斯科两千多公里的秘密基地，一枚R-7火箭在探照灯发出的耀眼光芒中升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发射成功，90分钟后，它携带发报机清脆的“嘀嘀”声响彻了整个世界。航天时代的序幕彻底拉开了。
此时，一向喜欢打桥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在和几位同僚玩牌，接到秘书递来的电文，手中的牌哗啦啦撒落一地。他更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不到，11月3日，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又发射了，还带着一只叫莱卡的小狗。
其实在冯·布劳恩的科研班子降美后，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早有设想，并一直进行研究。但美国海军先提出了人造卫星计划，国防部把此重任交给了海军。
苏联两次成功发射给艾森豪威尔的压力，马上传递到海军。1957年12月6日，海军发射人员点燃了仓促上马的火箭，不出意外，发射失败。
正是这一系列事件，促生了至今众所周知的NASA，以整合资源。
冯·布劳恩临危受命。1958年1月30日清晨，载着“探险者一号”的丘比特C火箭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点火升空。8分钟后，卫星传回声音——发射成功。
中国的航天梦与卫星梦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并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毛泽东沉默良久后大声说出了那句众所周知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其实，科技强国的种子，早已种下。1939年5月，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李富春。一年后，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院。抗战胜利前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重庆还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钱三强带团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他申请五万美元，为未来的中国科研事业购买仪器和书籍。尽管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党中央还在西柏坡，财政上也相当困难，还是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月，就正式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周恩来先后写过几百封信，呼吁留学海外的仁人志士回国。几年内中科院迅速由刚成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了九千多人，研究机构由四十多个发展到了三百八十多个。
1956年，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55年辗转回国的钱学森任院长。可当中国还在为研制导弹苦苦跋涉时，苏联的人造卫星一夜间已经飞天，探索目标转向了太空……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天文学家张钰哲和他的助手们很快建立了人造卫星运动理论研究室，在多地建立观测站。他们利用观测数据计算做出的轨道预报，比当时苏联提供的还要精准。与此同时，钱学森、赵九章等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谈人造卫星的意义。
早在1935年，只有24岁的钱学森在题为《火箭》的论文中就写下过这样的激扬文字：“你在一个晴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望吧。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当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后，全国沸腾了。中科院将此列为1958年的第一项任务，“581”小组成立。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几经波折与搁置。其间，加加林第一次从太空俯视了地球，短短108分钟的飞行，再次震撼世界。
不过，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两弹一星”整体工程，依然在时代的洪流中稳步前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下旬，赵九章提交了一份几千字的建议书，再次说到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1965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这个迟到了7年的计划代号“651”。
中国科学院当年9月组建了赵九章任院长的卫星设计院，对外称科学仪器设计院，专门负责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
相关的技术论证会议从1965年10月20日起，整整开了42天，很多与会专家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开得最长的会。
会议还没结束，11月26日，法国发射了一颗卫星。日本也在准备了（于1970年2月11日成功发射）。
会议最后确定，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直径为1米，重量约100千克（最后实际达173千克，比前四个国家发射卫星的总重还多），而且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
12个字里的大门道
1966年开始的“文革”，打乱了很多进度。
在聂荣臻的努力和争取下，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列入军队编制，七机部一院的孙家栋以及“18勇士”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抽调到空间技术研究院的。“18勇士”中的戚发轫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航天18勇士’，实际上就是18个相关专业的人。”
孙家栋，“东方红一号”总负责人，毕业于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58年回国后，并没有从事飞机设计工作，而是服从分配，转入导弹研制。就在孙家栋毕业前夕,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管是不是命运的安排，那个年代，临危受命、白手起家是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担当。
距离预定的发射时间只有两年，而之前由于“文革”的干扰，研制工作进展不大。孙家栋决定精简计划，把一些科学探测项目先拿下来，放在第二颗星上。保证第一颗能上天，达到掌握航天技术的目的，把队伍培养起来。不过精简计划，并没有精简技术，甚至给团队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原定的发射倾角是42度，这是为了利用地球自转，降低运载火箭的难度。但这个倾角发射的卫星观测范围只能是南北纬42度之间，这就造成卫星的巨大浪费，后续的应用卫星，都需要观察更大的范围，42度倾角显然不可持续。这个倾角一旦确定，地面站都要照此部署，会造成很大浪费，最后定下来70度左右比较适合。倾角改变后，运载火箭难度加大，但卫星质量已经确定在100公斤以上。“上得去”是卫星发射最基本的要求，要靠大量精确的计算来保证。那个年代，比较先进的计算设备是自动计算器，多数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了。
时任七机部某研究院卫星轨道组组长李颐黎回忆，算一条轨道，三班倒整整算了一年，而且一个数据必须两人对着算，互相校验。
在最早上天的几颗卫星中，温控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孙家栋介绍，上天后飞到太阳照到的那面，温度达到一百七八十摄氏度，在太阳背面温度又很低，温差二百多摄氏度。法国、日本卫星虽然都在中国之前发射，但由于温控技术不过关，上天不久就失灵了，法国的卫星“冻死”了，日本卫星只转了6圈，不耐高温烧掉了。
东方红正常运行28天，没因温度问题造成故障，这项技术在当时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卫星所有零件都要在地面做外太空环境模拟实验，这样才能确保上天后正常工作。振动实验、离心力实验、低温实验，一样都不能少。戚发轫回忆，没有低温实验室，就找到解放军海军后勤部的一个冷库，里面还存放着肉和鱼。夏天进去实验，就披件棉大衣，脚下穿着当年那种塑料鞋，出来都冻裂了。
“看得见”和“听得到”同时让很多人绞尽脑汁。
“东方红一号”直径只有1米，是非常接近球体的72面体，因为它是自旋方式运行，转起来会有72个面反光。这样设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让卫星在轨时能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比较容易观测。
然而，即使这样，进入太空后，亮度可能只相当于六等星。天文学上的星等，数字越大，亮度越低。六等星，是天气好时视力极好的人肉眼可见最低限。
为此，科研人员集思广益，最后想出一个办法——给它穿裙子。其实，具体而言并不是给卫星穿裙子，是给末级火箭（最后和卫星分离，会紧跟其后）上加装观测裙，使其提高到二等或三等星的亮度。二等星亮度相当于北极星，就很容易观测到了。观测裙是用特殊材料的布做成的一个大气球，把三级火箭包上，等到火箭进入太空后撑开，直径达到3米，观测裙外表全镀上铝，可以更好地反射太阳光。这样，人们在地球上就可以此作为参照物，方便找到“东方红一号”。在末级火箭坠毁后，因“东方红一号”的闪光设计，高于预计的六等星，有经验的人很容易找到。
而几代人都耳熟能详，传回《东方红》旋律的音乐盒，实际上是“东方红一号”卫星遥测系统的一部分。遥测系统负责将卫星的工作状态和高空物理数据传回地面。没有遥测数据，卫星就是一个飞着的铁疙瘩。但加入音乐，数据传输的规模增加了很多倍，有几十K，今天看来简直微乎其微，而当时通道的带宽只有3K。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自找麻烦？
这就是“听得到”的问题。如果传送工程信号，滴滴答答老百姓听不懂，传送文字，外国人不明白。设计团队最终综合考虑，乐曲最合适，而《东方红》在当时家喻户晓又具中国特色。不过，当时一般的收音机很少能接收卫星发出的短波信号，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收到卫星播放的乐曲后，再进行转播。
“抓得住”的问题也经过了重重攻关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技术，在此不再赘述。
东方红一飞冲天
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1970年4月1日，装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架好火箭，一切准备就绪，已经是4月24日了。那天晚上，天气并不好，天上一直笼罩着厚厚的云层。到了晚上9点多，云层裂开了一道缝。天，终于晴了。现场工作人员听到星箭分离的口令时，都激动得跳了起来，因为，这代表着卫星已经进入预定轨道。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成功发射。
新华社在第二天向全世界宣布：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电 新闻公报
……
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四百三十九公里，最远点二千三百八十四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六十八点五度，绕地球一周一百一十四分钟。卫星重一百七十三公斤，用二零点零零九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
1970年4月25日晚8点，很多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段熟悉的旋律。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
从1958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到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升空，走过了艰辛又漫长的12年。
东方红一号在太空中正常工作了28天，比原定时间长了8天，而其在轨时间，迄今已经整整50年。
为什么一颗设计寿命只有20天的卫星，依依不舍环绕地球竟已过天命之年？甚至可能再跨一个世纪？
卫星的使用寿命和运行时间是两回事。
卫星是具有一定功能的，实现这些功能就得有能源供应，那些需要长时间工作的卫星一般都会携带太阳能电池板，作为能量来源。但“东方红一号”仅靠自带的化学电源供电，所以很快就能量耗尽，在超期服役8天后，音乐声和其他信号戛然而止。
但卫星绕地运行是靠惯性。“东方红一号”轨道远地点距地球2000多公里，近地点也有400多公里，空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本只有万有引力作用。陪我们度过半百岁月亦属正常。
我国发射的北斗系列卫星都是高轨道卫星，所以理论上北斗都是永恒之星。
正因如此，天文圈也有很多人和朱进一样，除了关注遥远的外太空，对人造地球卫星同样痴迷。记者按朱进推荐，登陆了一个专门监控卫星轨道数据的网站Heavens-above，查到“东方红一号”最近的过境数据，星等低的时候，用双筒望远镜就可以看到
第四疆域，未来如何规划？
因为“东方红一号”在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自2016年起，我国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很多普通人分不清“航空”和“航天”，“航天”是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最早使用的，他依据航海、航空而造此词。简单而言，“航天”是指航行在大气层外，而“航空”则是指在大气层内航行。
人们通常都熟悉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概念，而今，更多的太空资源可待开发利用。飞向太空，民用、国防和经济意义各有所重。
1978年5月，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带来了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的礼物——质量仅1克的月岩样品和一面由美国宇航员带上月球的中国国旗。这块月岩后来被一分为二，一半在北京天文馆的月球展厅供公众观赏，一半交由当时贵阳的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由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专家欧阳自远主持研究。
对这半块仅0.5克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后，中国学者发表了14篇相关研究文章，并推断出这是由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回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他们还确定了这块月岩采自月球的什么位置，光照条件是向阳还是背阴。
正是对这0.5克月岩样品的研究成果，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当时的月球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作为一个务实、理性的科学家，直到1992年，欧阳自远才提出开展月球探测的相关建议。今年10月，嫦娥五号即将登月并返回。
2020年是史无前例的“超级航天年”，就在4月24日，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为“天问一号”，预计于7月底的窗口期发射。
火箭、卫星、飞船，除了承载梦想，更承载大国的担当。截至2019年底，我国是世界上卫星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运载火箭就已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至今有能力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也只有10个左右。
今年的中国航天发射有望首次突破40次，即便在国际上也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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