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影响下，全球范围内新极端贫困人数的快速增加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级政府忙于实现“全面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正形成鲜明的新闻报导对比。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因新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的人数有可能扩大到7000万至1亿人。相比，率先控制疫情的中国，正忙于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正如德国《每日镜报》8月18日题为“西方必须证明可以比中国提供更好的生活”文章所指，中国不断改善的市场环境和巨大市场潜力，让更多有竞争力的西方公司扩大在中国的参与，如今中国市场正在拯救许多西方制造商免于倒闭。发展要让人民大众有获得感是任何政党和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所谓的西方阵营还存在，那么它就应当证实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证实自由和民主能够保障民众过更好的生活。这些信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反映了所谓“意识形态阵营”噱头的虚伪性，凸显了中国体制的发展成就和对国际“减贫”议题的贡献。
“减贫”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热点问题。一方面，减贫是联合国关于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协助相关国家促进发展，通过项目合作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让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惠及所有人。2000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减贫关系到消除饥饿、减少疾病、降低文盲、修复环境恶化和提高妇女地位等众多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于“减贫”项目合作。从国际减贫合作历史看，20世纪末期国际多边组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才真正进入议题。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年为贫穷国家设立低利息贷款配合低收入国家“减贫方案”的实施。但从“减贫”成效看，国际多边组织的“项目减贫”虽然在具体项目中帮助了合作国，但在整体上没有取得完全令人信服的成就。究其实质，这种“减贫”策略主要是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减贫。在此过程中，项目合作绑定的要求合作国进行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减贫方案”也削弱了东道国的自主发展。减贫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综合性长期规划和发展，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否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受到质疑的。当西方强调对社会贫困的救助主要依靠“富人”慈善行为和项目合作时，中国政府则通过全面的综合方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减贫则是更具有广泛性。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的中国减贫路径。在“减贫”这一议题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发展阶段任务都是统一的，体现了中国有国才有家的逻辑。其一，毛泽东时代重视创建维护“减贫”的基本制度和维护实现“减贫”的发展环境。如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议宣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就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指出“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在发展的问题上……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1964年后，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作为今后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其二，改革开放后全力发展经济标志着中国的减贫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概念是家庭的“小康”。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指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以来，实现“小康”目标贯穿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九大制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2020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从解决温饱到迈向全面小康，中国的减贫成效史无前例。一方面，单从经济视角看，中国的减贫是一项综合发展计划。中国的“减贫”涵盖了建国以来的所有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一化三改造、工业化、提高劳动素质、承包到户、发展乡镇企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绿水青山”、乡村振兴……无一不是减贫方案，可以说，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减贫史。无论是革命初衷、制度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追求全民脱贫的奋斗史。另一方面，70多年如一日的奋斗成就了当前中国在“脱贫”方面的成就。70年来，8亿多人口脱贫。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减贫成就开创了社会人类史上的奇迹。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幅增加脱贫攻坚投入，累计新建改建贫困地区农村公路50多万公里，解决了1600多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对近1000万贫困人口进行易地扶贫搬迁，救治了1500多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贫困地区农民生产条件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9000万人。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累计减少9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累计下降9.6个百分点。
脱贫的根本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角度看，人们可以从现代农业、工业化发展、规模经济、科技进步、生态建设、人口红利……等众多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减贫发展。但世界范围内众多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或者具备以上要素的减贫仍在苦苦挣扎的国家表明，中国的减贫经验根本是社会主义制度。仅从土地所有制保障而言，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做的是收入的增量，这种所有制能有效应对非常时期的收入下降带来的风险。正如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而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 邓小平同志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更广义角度看，新中国的发展目标，一个是解决“不受气”的问题，一个是解决“贫困”的问题。中国政府敢于在全球最大人口国践行“全部脱贫”目标，其背后的动力和自信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脱贫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发展确定性。其一，当中国的脱贫将为世界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的脱贫最直接的表现是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当世界大多数国家仍为产品销售担忧时，中国的脱贫无疑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继续做出贡献。仅以世界很多国家关注的旅游业为例，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出境旅游消费的世界第一。其二，为世界稳定提供了动力。如果没有稳定、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不会多年来保持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全球化是带动资源要素实现发展减贫的重要方向，全球化需要开放的国际合作环境和稳定的产业链供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维护稳定的全球产业合作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其三，中国的脱贫将为世界走出“减贫悖论”提供重要经验。减贫的“普世价值”就是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在人类技术进步中受益。近代以来，西方率先的工业化使其成为世界减贫拥趸，但规避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新的制度设计所必需要考虑的问题，由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化方式选择。从发展和减贫角度看，这是一个方式和路径问题。从此角度看，在减贫问题上，任何制度不应该是属于“东方”或者“西方”的，而是应该属于进步和发展的。刻意贴上“东西方属性”标签仍是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同样，技术进步如果长期被操纵在个别国家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不符合世界的共同进步。如果口口声声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多么“普世”，但在发展利益方面却表现出极端自私，只会让世界对其虚伪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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