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经济“内循环”的讨论很多，近期国内最早提出“内循环”的说法是在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的时候：
“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但是，更早的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已经提出了“双循环”概念，顺着这个时间线索就可以看得出这个转折是承着形势变化不断深化的。
内外循环很明显是更高层面的结构改革政策，无论怎样定义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关系，这个名词的提出就是在重新定位两个市场，它的背景也很清晰，就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化了，国内的经济学家对此争论分两派：
一些人认为中国过去也强调扩大内需，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这种观点刻意淡化环境改变导致的政策应对的必要性，实际上否认了政策层的积极主动性；
另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继续过去的路线，不应该放弃国际市场，以开放应对西方世界的“封锁”，实际上在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这部分人对于新提法的警惕并无必要，可以从这个文件的“全面性”去理解新提法的微妙转折，因为也正是这种全面性让一些用语的变化意义重大，拒绝承认全局上主动迎接外部环境挑战在目前的形式下是不切实际的。
2015年开始中国就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一系列结构改革，2015年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2017年转向国内去产能、降杠杆。而在2015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推动“一带一路”，中国的“产能”改革实际上着眼于国际，之后又转向国内，但“一带一路”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并且也仍然在推进。这和现在的“市场”改革有相似之处，但它的时间脉络可能更长，从加入WTO开始，中国与西方世界度过了一段较长的蜜月期，但是到2017年开始中国与WTO成员国之间对中国是否交出合格的入世答卷的认识分歧显性化，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认知随着美国、欧盟相继正式拒绝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开始分道扬镳，这导致我们的“市场”结构改革必要性越来越显著。
市场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世界贸易的现实和历史。
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实质是什么？它本质是生产资料、技术和人力的转移，以及将这些生产要素组织结合起来的制度的竞争。国际贸易理论从最早的比较优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基于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的贸易理论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基于动态技术差异解释国家间技术差距的逐步缩小，产品周期理论来解释产业链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这些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一样都只能解释全球贸易的特别现象，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贸易格局？
下图是几个目前或者未来可能比较重要的经济体，我们把它们的经济发展阶段，用人均GDP代表；对贸易的依赖程度分为两个维度，横轴为贸易总量/GDP，代表国际贸易参与的广度（X），纵轴为净出口/GDP，代表国际贸易参与的深度（Y）。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国家不应该长期偏离“X轴”，但实际情况是全球就形成了目前这样天秤式的贸易格局，这个天秤的一极是欧盟、韩国这样贸易总量占比高、贸易范围广，净出口占比大，贸易依存度高、贸易深度深的国家；另一极则是美国这样贸易占比不高、贸易范围窄，净出口占比也比较大，贸易依存度高，但是长年逆差的国家。
我们用贸易总量占比来代表的贸易广度就是国际产业链的依赖度，它是生产要素和生产环节的外部循环；用净贸易量占比代表的贸易深度是经济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它是生产能力的外部输出，是国内需求不足的外部补充。国际贸易的外部循环依靠不仅仅是禀赋差异、产品差异或者技术差异，它更依赖于国际分工中稳定的国家关系，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产品和技术都是很容易因为国家间关系等政治因素而中断的，所以这幅图实际上描绘了当今世界的国家集团间的关系，平均广度线（红）以左刚好集中了全球前三大经济体，我们看到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广度反而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意味着一方面他们本身更注重维持国内产业链的完整，完全性的考虑更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国际关系稳定性的谨慎与警惕；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越大，可以承载的产业链规模更大。与之相对应的，看到欧盟和德国就处在这条广度线的右侧，欧盟的理念本身就是打破国家的壁垒，形成国家集团大市场，促进国家间的融合，因此它总体的贸易广度就比平均水平要高，这从一定意义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时，欧盟表现的非常不积极，没有主动明显的选边，不稳定的国际贸易形式对欧盟的影响可能更大。另外，我们还关注到越南，这是中美贸易突冲发生后最受益的新兴国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加工厂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贸易广度已经超过100，贸易深度也是良性的，净出口占比也较高，意味着它是一个快速积累的生产型兴起国家。
这个图的另外一个维度是贸易深度，这条线的上下两侧代表着有的国家处于顺差、有的国家处于逆差的地位，但这种状况长期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因为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还是发展阶段导致特定的贸易格局，还是说因为市场经济自发无序或者国家的产业政策刻意塑造，贸易格局的再平衡都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从贸易诞生起初由国家主导，到贸易再平衡还是由国家意志决定。现代国家最激励的一次贸易再平衡就是日美20世纪80-90年代的贸易争端，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最常被并列提及的就是日美贸易摩擦，美国在贸易争端中的主动性和凌霸性，让人很容易以受害者的角度解读并找到共性，以更加合理化直接的冲突。
贸易流转的是生产要素，但对接的是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的背后的制度，国家制度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有很大差异，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对接的结果也大不相同。日美贸易摩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的对策，以及它之后的发展路径，但与日本不同的很显著的例子就是欧盟。欧盟在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极大的改善了自己的贸易账户，提高了自己的贸易广度，同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世界贸易极大发展过程中贸易广度进一步提升，并且贸易账户持续改善，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欧盟也表现了极大的不友好，如果仅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欧盟调整自己的贸易格局并非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可以看中国在加入WTO后的发展过程，加入WTO后中国无论是贸易广度还是贸易深度都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形势自2008年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经济危机首先各国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上可能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中国的贸易广度和深度也发生了急遽的恶化，并且其中中国自主调整的成份可能也占了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危机推出四万亿，试图通过基建投资等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可能对中小企业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挤出，由于推出的速度和力度都很大，通胀2009年4月见底后开始了一波持续时间很长的通胀，也是中国房价上涨最快的一波，到2010年中期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历史次高，很多主业不是地产的企业都开始涉足房地产，这样的结构调整就不能不归因于自主的选择了。
2020年虽然原因不同，受疫情影响我们再次大力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与许多发达国家选择对个人和企业进行的直接补贴不同，房地产还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抓手，但与2008年不同的是同时加大了对房地产的管理，像2009年那样的房价上涨与房地产投资可能看不到，不过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可能是仍然很显著，这只有在疫情过后才能看到。正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的政策，至少意味着我们主动接受了这种财政挤出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再回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中去，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从中国的角度没有必要调整，从中国的利益角度我们甚至更希望延着欧盟的路径，进一步扩展贸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贸易格局的调整往往是从贸易帐户不利的一方开始的，这是美国的国内制度的选择，而贸易帐户有利的一方可以选择的是应对方式，日本的选择让它成功进入了发达国家队列，但是日本也没有获得欧盟的地位，日本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日本的举国体制特色也十分鲜明（这也是它能够很快适应调整到美国满意的贸易格局的优势），这可能是导致由贸易延伸出来的制度对接并不如美欧那样稳固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内循环边界和应对
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条、国内生产消费结构以及与国际的要素交换格局，如果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一定会做出调整，这里内循环和外循环中的循环实际上就是经济中生产端和消费端，这个动态的体系中只要有一个方面发生变化，其它部分就会相应发生变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未来需要的调整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内循环中的生产端。目前面临的是基建冲动下“重化”产能难以去化，这个矛盾在加大内部循环的背景下可能更为突出，因为基建可能会一直成为经济的主要抓手，直到经济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另一方面又需要借助外循环发展起来的高端产能，借助于外循环实际上是参与到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要素外部循环当中，就是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中去，并以此持续受益国际技术扩散。内循环中的生产端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井十分重要，生产端在实现上面两方面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收入提高后才可以把参与国际循环中的部分产能进行内部消化，要素生产率提高后部分产能可以向中国中西部或者发展阶段处于早期的其它国家转移，释放出的劳动力可以进入到服务业，但是由于服务的生产率提高很缓慢，中国需要培育由基础学科到前沿学科成体系的研发基础，以帮助自己的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的生产率持续提升。但是正如前面我们说过，借助国际的外循环上就必然会面临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接，即使是相同的社会制度最终的贸易格局也并不是完全市场之手自然形成的，都需要积极主动的介入到贸易格局的形成中，通过利益的让渡和平衡，找到接近各方满意的一种多边或者双边安排。
中国在加入WTO的20年中培育起来的能够利用国际外循环的行业主要有机器机械、电气设备和纺织品，而纺织品由于是高污染行业，属于一些国家利用低环保成本的产能输出，并且很容易由其它发展中国家承接。机器机械、电气设备具体包括：核反应堆、锅炉，车辆、航空器、船舶，铁道及电车机车，及一些配套的零件和附件，这几大类属于中国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利用行业外规模效应形成的在全球有一定优势的领域，但是这些领域已经很难再转向国内，它本身就是国内产能过剩同时又具有一定国际认可度可以对外输出的的产品。现在又回到前面讲的中国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之后，通过技术扩散掌握了一些技术，具有了一定输出能力，可以对外输出利用好国际外循环的时候了，但是这个输出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要输出产品，就会形成顺差，如果是与发达国家间形成顺差，我们的消费能力可能还无法同等的采购对应国家的产品（也可以从贸易壁垒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无法完全放弃贸易壁垒），如果是与发展中国家形成顺差，可能会面临要求扩大对相应国家直接投资的要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当中国要求世界各国向中国敞开大门的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可能应该主动的也向贸易伙伴国打开自己的大门，营造良好的互利、互惠的国际关系。
其次，是内循环的需求端。需求端的调整是生产端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谓需求结构调整就是伴随收入提高和下降居民消费的自然变化。截止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主要有四大类构成：汽车（28%）和油品（14%），粮油饮料烟酒（15%），服装纺织品（10%）还有就是家用电器（7%）。与之相较2019年美国居民消费也主要有四大类构成：油品（19%）和汽车（7%），电子产品（9%）、电脑软件（5%）、专业商业设备（4%），杂货（10%）和农产品（5%），药品（9%）。中国居民的消费篮子具有典型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的特征，汽车、服装和家电的消费占比大，而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电子设备相关产品消费和药品消费占比大，另外机器、设备与用料的占比也比较高，达到7%。新一代的技术革命成果应用都体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美国居民的消费更体现了这种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的净出口大类中存在显著顺差的有两大类，一是纺织原料与制品，二是机械、电气设备与零件，如果有一部分需求还将转回国内市场，转化成内循环的供应，那么这大类产品的行业最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看到中国居民的服装消费目前占比已经非常大了，很难期待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机械与电气设备等与工业产能相关的需求与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相契合，除非未来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也很难期待能转化为国内产能。由于我们的分析比较粗线条，具体有哪些转向国内比较现实可能需要具体产品具体分析，并且也与市场规模大小相关，如果外部需求的绝对规模相对内部需求并不大，那么有可能都很难形成严重的冲击。但是对于一些偏高端的出口品类是否能转为国内消化，还是依赖于生产或者消费升级的问题，它并不能够从单一品类的分析上得出结论。我们只能从总量上看，内循环的需求调整并无法通过供给端推动实现，它可能恰恰需要供给端先做出调整，才能顺利实现。
最后，是外循环。外循环中的供给端如果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端，实际上是借助于海外市场，这可以归为传统的资料禀赋主导的贸易形式，在实际中虽然禀赋可以用来解释两国间的贸易，并不能协调多个国家间贸易账户的均衡，因为禀赋这个初始条件正是造成贸易账户不均衡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考虑到逆差国利用贸易规则进行抵制的可能，顺差国一方面要积极建立信任，另一方面主动的调整比如扩大采购可能也十分必要。如果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上端，那就类似于控制了产业链的关键技术，那就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实现了向上游的转化，这可以帮助我们强化贸易联系，但中国也可能不必过于追求顺差，实际上美国就是一个既控制着一些核心产业的关键技术，又拥有大量逆差的国家，这本身就可以天然地平衡大多数国家对它的技术依赖。
外循环中的需求端，如上所述如果不是关键技术的依赖关系，国际需求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利益平衡的能力，这也是主动融入国际市场的利益取舍，毕竟没有哪一个国家既想要成为全球的工厂，又成为全球的债主，这样的角色会遭遇国际社会怎样的抵制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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