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中央印发了北京、湖南、安徽、浙江几个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几份方案加起来长达2.4万字，细读就会发现，其间释放了几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信号——
第一，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以物换物”贸易方式，可能会重回中国的经济中心舞台。
第二，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北京应该不会剥离金融中心属性。
1，
这一次，中央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任务。
在湖南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比照现行中西部地区国际性展会留购展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支持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探索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支持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在对非跨境贸易、清算结算、投融资等领域落地，提升对非金融服务能力。打造中非客货运集散中心。
在浙江自贸区：支持义乌小商品城等市场拓展进口业务，建设新型进口市场。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拓展跨境人民币结算通道。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整合海外仓、结算等全球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面向全球的供应链易货交易服务平台。
从2013年-2019年，6年时间里中央一共批准了6批自贸区实验，涉及到全国18个省市区。
翻遍过去18份自贸区建设方案，全部都没有提及“易货贸易”这个字眼。所以，探索易货贸易新模式，可以说是历史上首次。
而且非常不同寻常的是，易货贸易竟然是此次顶层设计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占据了非常可观的篇幅。
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全球贸易模式可以分为两种，易货贸易与现汇贸易。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用不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由于外汇严重不足，很依赖易货贸易。
像1974年邓小平重回政治舞台时，准备出访纽约，整个中央政府找遍银行，发现外汇金库里空空如也，能凑足的只有3.8万美元，这可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却几乎连一张头等舱的机票都买不起。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当时进口设备、技术也没有钱，怎么办？
也是先把设备运进来，记到账上，等产品加工好了之后再运出去，用这种“补偿贸易”来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起步。实际上也是“以货易货”的方式。
等到中国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之后，易货贸易方式在中国跨境贸易体系当中就逐渐边缘化了。
因为，以物换物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你能换给我的，并不一定就是我想要的。只有双方都正好需要对方的商品，交易才能实现。所以它的交易成本特别高。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看中啥了直接就可以用现金支付，简单又方便。
所以，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中国的跨境交易的主流早已变成了现汇贸易。
目前的“以物换物”，主要集中在跟俄罗斯、东盟、蒙古等边境贸易中，跟我们的邻居们做点小生意。
国家没有明文鼓励，企业巨头也不会积极参与。
然而，在今天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2，
大家都知道，中美脱钩之势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中国的出口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
不仅如此，如今的欧美正在抛弃WTO另起炉灶，签订了很多双边、多边自贸协议——比如说这两年的CPTPP、欧日自贸区。随着这些自贸协定的深入实施，其他国家的产品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
中国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才能保住原来的基本盘。想要进一步开拓对发达地区的出口市场，更是难上加难。像前几天，加拿大就表示放弃与中国的自贸谈判，导致过去双方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便是明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尤其是那些中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
像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784亿元美元，比越南、印度、俄罗斯、泰国、巴西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发展中国家虽然数量庞大，但绝大多数地方从中国进口的规模并不大。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欠发达国家的消费力不如发达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极度缺乏“外汇”。
毕竟，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叫中国啊。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低端制造品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通通都能造。
中国一个国家就抢夺了很多发达地区的进口市场，非洲、拉美、东欧、中亚生产的很多产品，根本就不具备比较优势，打不进欧美市场。
有的只能跟朝鲜一样，靠输出劳工、变卖古代文物来换取外汇。有的运气好点，家里有矿产资源，出口初级产品也能赚些美元、英镑欧元，但整体而言，还是不够用。
人家那些宝贵的外汇，可能第一时间会拿来进口粮食，维持国内最基本的社会秩序，接下来还要省吃俭用，匀点出来到欧美国家进口一流的技术和设备进行工业升级。最后花在中国身上的钱，并不多。
为此，中国选定湖南、浙江为突破口扩大“以货易货”，探索用这种方式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来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
以浙江为例，宁波片区有世所罕见的深水良港，有现成的航运体系，长三角很多大宗商品要经由宁波进出口。义乌片区有特别发达的小商品经济。
中央提出在浙江自贸区，支持建设易货贸易服务平台。探索小商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联动的新型易货贸易模式。这意味两个城市可能会联动起来共同发挥效用。
比如说拉美某个国家想要进口义乌的衣鞋箱包，但是兜里没有美元。一家浙江贸易公司就跟它签订易货贸易的合同，把义乌的产品送出去，然后从拉美国家拉来煤炭、矿产等初级产品到宁波，卖给本地的重化工企业。
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宁波的企业节省了外汇支出，为中国应对人民币贬值留下更多对冲的武器。第二，义乌的小商品也开拓出了更大的出口市场。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彼此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因此，中央选定湖南自贸区建设非洲在华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同样大有可为。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投资拉动的模式已经走不动了，内需则还需要时间培育。出口仍然是我们拉动经济的重要支柱。
中国把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传统的贸易方式重新拉回经济的中心舞台，其实也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开拓出更大的出口。
易货贸易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不过，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这个问题也是有望通过电商平台来缓解的。
有数据显示，易货交易在2015年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30%。未来以浙江、湖南为代表，中国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布局和谋划。
3，
前两年的时候，北京宣告减量发展，淡化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而天津则告别投资驱动模式，GDP增速下滑。
外界普遍觉得，京津冀似乎正在慢慢淡化出大国经济的主流视角。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将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双雄争霸。
但是这一次的顶层设计，间接释放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北京的“回归”。
北京自贸区建设方案，就特别强调“金融”和“科技”，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全球资产配置，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支持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
支持设立重点支持文创产业发展的民营银行。
支持跨国公司通过在境内设立符合条件的投资性公司，依法合规设立财务公司。
探索赋予中关村科创企业更多跨境金融选择权，在宏观审慎框架下自主决定跨境融资方式、金额和时机等。
创新企业外债管理方式，逐步实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非金融企业外债项下完全可兑换。
支持依法合规地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境内外私募平行基金。
建设金融科技应用场景试验区……
另外，在北京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中明确提及：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要求，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努力建成贸易投资便利、营商环境优异、创新生态一流、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国际经济交往活跃、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标准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过去几年里，北京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2020年之前一共疏解了2999家一般制造业企业，疏解提升市场近800个，拆除违法建设腾退土地5706公顷。
伴随着首都副中心雄安新区的建设，大家一直在猜测，宇宙四大银行总部、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是不是也要迁到雄安新区。
从北京自贸区的建设方案反推来看，未来金融属性可能并不会被大力疏解，或者至少是排在疏解序列的最后尾。
以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的疏解，才是北京的重中之重。这两块的迁移一直比较滞后。那么，在北京发展金融科技的旗帜下，大学、医院势必会“首当其冲”。
4，
把北京推到舞台的中心，本身就是反常规的，是非常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过去北京作为大国心脏，几乎不怎么参与最高层级的对外开放实验。
80年代经济特区名单没有北京;第一批12个沿海开放城市当中没有北京; 21世纪前后，中国陆续设置了20个国家级新区，当中也没有北京。
自2013年起，好几轮自贸区扩容名单中，也没有北京。（之前的大兴机场自贸片区，至少一半坐落于廊坊市，是放在了河北自贸区当中）。
实验本身就带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所以在过往几十年当中，北京一直与最高等级的对外开放实验“隔绝”。
它藏在背后号令天下，几乎不会亲自挂帅，冲在最前头。这一次，是真的变了。这是帝都核心地带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中国第一个以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为核心主题的自贸区。
对北京对中国来说，都是具有颠覆性的意义。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已经到了北京不得不上场的时候。
过去四十年，北京就像一台超大型抽水机，虹吸了全国资源和人口，使得今天北京五环内的人口密度超过1.6万/平方公里，轻松挤入全球前十。
通常来说，人口密度越高，一般思想碰撞会更加高频率，信息交换的成本更低，有利于科技创新。
但是，纯粹的人口密度并不能撑起一个国际科创高地，否则孟买、大马尼拉早就是宇宙中心了。所以，想要在全球科创版图上占据制高点，重要的并不是人口密度，而是人才密度。
今天，北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场人口更新的庞大计划。
之前北京一路膨胀，批发市场等低端服务业和家具建材等低端制造业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其实北京1.6万平方公里当中，有1万平方公里的山区不宜开发。刨除这些的话，今天北京的土地开发强度已高达48%，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30%。
土地资源稀缺，使得北京找不到太多空间承载优质企业落地，从而影响到了人才的引进密度。
如今，那些一般性制造业疏解之后留下来的厂房、仓库和楼宇，都成为了北京发展科技金融的基础条件，为其引进新增更多的科创金融公司，雇佣更多的中高端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承载空间——
国内男装市场占有率高达18.6%的北京威克多将生产线搬迁到河北后，空置厂房被改造成创业孵化产业园。
动物园批发市场现在挂上新的牌子，叫做“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
天皓成服装批发市场已转型成宝蓝金融创新中心，入驻的21家商户中，多为无人机生产、新能源汽车租赁、互联网支付和大数据业务等高新技术企业。
万容市场迎来360企业安全集团入驻，成为集团总部大楼……
这一次北京设立自贸区，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无疑会加速北京人口结构大换血的速度。
未来北京的经济，将更有底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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