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许多专家学者总结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至上世纪90年代为止，绝大部分学者都形成了这么几条共识：创造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促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从而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2010年超越日本后，登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美国的GDP的差距逐步缩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诸多的学术报告和纪念文章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对新中国前30年建立起来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高度肯定。例如，清华大学举行了“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国际研讨会并发布同名报告。报告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从经济理论角度获得两条宝贵经验：第一，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快速发展的基础；第二，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开放学习、引进和利用人才。”
因此，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新中国前27年评价的实事求是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中指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956.43亿元。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见该书第637页）
在这段论述中，特地强调的“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是与抗美援朝的胜利密切相关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正因为没有工业，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屡屡受人欺侮、丧权辱国，沦为“东亚病夫”。因此，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反复强调，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务是要搞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单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而当时能够提供援助的只有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中苏之间的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种援助，还有这种援助的规模和技术含量，尚有相当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既要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回来，而又不能与苏联翻脸；第二是要消除斯大林担心中国共产党变成第二个“铁托”的严重疑虑，即斯大林“对毛的某种不信任和莫名的戒心。”（参见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页）
需要指出的是，“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是实，而“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却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
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抗美援朝加强了中国同苏联的关系，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从1953年5月起，苏联逐步扩大对华援助项目，形成156项重点工程。这对中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抗美援朝决策，使中国获得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决策者原先的预料。”（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典藏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6月第108页）
因此，正是通过打赢抗美援朝战争，才在争取到长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的同时，争取到了苏联的极大的、尽管是有偿的援助，建设实施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具有相当的先进水平的。正如陈云所说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二战后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7.7亿美元），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约24亿美元的工业化外来资本，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通过156项重点工程，苏联根据自身经验（苏联只用了12年时间，未通过外部殖民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手把手教中国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在此期间，苏联和东欧国家到中国工作的技术专家达到8000余人，培养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000多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主动技术转让，历史意义也独一无二。
工业化进程有力地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2019年9月，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曾担任过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导师的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美国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专家熊玠。访谈写道：“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程，熊玠认为，有两大历史事件改变了国家命运，一个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另一个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他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看好’，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对中国另眼相看’，自此美国、苏联、中国三个拥核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这也是促使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原因之一。”“熊玠说，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证明西方发展模式‘绝非唯一仅有的选项’”。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授予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八人国家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在这八人中，有五人是知识分子，其中于敏和孙家栋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黄旭华是建造核潜艇的功臣。
中国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要搞两弹一星，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多次对中国实行核讹诈。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必须要拥有以原子弹为其组成部分的核威慑力量。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张爱萍后来回忆：“就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他就说，看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会欺负我们。我们还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原子弹还是什么弹，都得搞一个。”
曾经有段时间，人们在和平环境下生活久了，往往忘记了这种和平环境是怎么来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当时把搞两弹一星的钱用来改善民生该多好。但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才使得很多人终于看到了两弹一星的长远战略意义。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环球时报》于2015年1月发表了题为《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的社评，从改革开放的视角来评价两弹一星，称：“如果没有那些英明决策和于敏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不会有今天的质量。”
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在美方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常常会想起当年的两弹一星。《环球时报》的一些社评，不断反映了中国人民这样的心声：“或许我们要感谢中国早年的战略威慑力量建设，把那些想捣毁中国崛起的美国精英逼上了经贸角力场。”“拥有包括战略核力量在内综合威慑力的中国有能力不让中美贸易冲突轻易演变成两大国的全面对抗。”
2019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5年纪念日，各大媒体和社交媒体都空前一致，纷纷发声，感念那些为“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曾经隐名埋姓几十年的共和国的功臣们。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一句话道出了实质性的关键点：“没有安全就不能发展。”
进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更加紧张的阶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社会舆论表现出这样的自信：两弹一星打下的基础，使我们有足够勇气应对不断加大的军事压力；对于愈演愈烈的科技方面的打压，我们庆幸我们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上，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而这种自信，我们都能追根溯源到抗美援朝那个新中国的历史节点。
“抗美援朝决策，使中国获得的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决策者原先的预料。”
时间越久，抗美援朝的伟大将越为人所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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