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因其主要议程是关于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5年），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五年规划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彼时朝鲜战争即将结束，举国上下便迅速投入国家建设。“五年计划”的名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苏式计划经济色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后来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有许多都曾参与过这些项目的建设。
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离计划经济很远了。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也被改称为“五年规划”。而其中的大多数目标，也是“预期性”而非“约束性”。那为什么还有编制五年规划呢？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有关战争的比喻，像“决胜小康”，“三大攻坚战”等。在这个意义上，二战期间的盟军司令，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于计划曾有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对于准备战争而言，计划本身并不重要，但做计划至关重要。”（In preparing for battle，I have always found that plans are useless, but planning is indispensable.）
是的，编制五年规划的过程，可能比规划本身更加重要。从过去几个月最高领导人主持多场座谈会，到明年3月人大之前完成规划的全部细节，再到接下来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拟订自身的五年规划，这个制定规划的过程，的确能起到凝聚人心，构建共识和释放信号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规划的编制宜虚不宜实，偏定性而非定量，读者也主要应该关注其中包含的大方向、大战略。而大方向和大战略的制定，既取决于长期的发展目标，又取决于当前面临的挑战。
远景目标与收入翻番
从长期的发展目标看，中共历来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刚开始的1954年，当时的领导人就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又提出建设小康的目标，从而实现他心目中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有意思的是，在大平正芳的恩师池田勇人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经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邓小平后来说，“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翻番是两倍，翻两番是四倍。中国长期发展目标的制定，自此离不开“翻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将目标设为，工农业总产值从1981年到2000年翻两番。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要比2000年翻两番。由于进展超出预期，2012年的十八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 要比2010再翻一番。除了最后一个目标，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而略差一点之外，其余都超额完成。如果说中国经济总量在1980年是100，到了2000年就变成了655，而今年则将接近3500。
除了十四五规划，本次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历史上第二个“远景目标”，即“2035年远景目标”。25年前的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曾提出“2010年远景目标”。一个重要看点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十五年里，是否还将“翻番”。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速需要达到4.7%。相比而言，2001-10年和2011-20年的两个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速分别是10.6%和6.8%。按照最高领导人的表述，中国经济到2035年再翻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由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翻番”并未正式成为“2035年远景目标”，但相信这仍将成为编制规划的重要指引。
“2035年远景目标”只是从定性的意义上指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2019年上海的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被官方称为“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今年的人均GDP大概是1.05万美元，如果到2035年经济能够“翻番”，将非常接近这个水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均GDP如果超过2万美元，将对全球的政经版图产生重大影响。2019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经济体，一共才41个，总人口10.8亿，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4%。
百年变局与内外循环
从当前面临的挑战看，五年前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时候，当时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杠杆率上升过快，以及房地产库存过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被统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在过去五年中，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剩产能明显缓解，房地产库存大幅下降，而杠杆率上升过快的问题，至少在疫情爆发前也得到了遏制。可以说，它们目前已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
那么，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显然是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美贸易战和技术制裁所体现出的，恶化的外部环境。毫不奇怪，“双循环”成为十四五的新主题，即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有双重含义。首先，“科技自立自强”将位居发展战略中最优先的地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这一切都是未来在关键时刻不被“掐脖子”，甚至在被“掐脖子”的时候能够形成强有力的反制。中央对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5G网络在内的三大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八大前沿领域，以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构成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
其次，“扩大内需”将成为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抓手，原因是逆全球化在过去几年里已形成趋势，而新冠疫情将加剧这一趋势，所以必须降低对外需的依赖。内需不外乎消费和投资，对此十四五规划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例如消费，就有传统消费，新型消费，公共消费以及住房消费；而投资则有各种补短板的投资，以及由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交通水利所构成的重大工程建设。
另外，“双循环”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希望通过国内大市场来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入。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一直都有“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而“双循环”的构想则远不止于此。一方面货物、资金和技术的流入，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实现国家间利益的捆绑，以此来对抗逆全球化的潮流。的确，在过去两年中，虽然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但中国却明显加快了金融开放的步伐。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科技自立自强”，还是“扩大内需”，都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任务。回看“十三五规划”， 大部分目标顺利完成。但两个目标是例外。这两个目标，一个是“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十三五规划”预期从2015年占GDP的2.1%上升到2020年的2.5%，但去年只有2.23%。第二个是“服务业增加值”，预期从2015年占GDP的50.6%上升到2020年的56%，但去年只达到了53.9%。
关于“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难点在于研发创新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发达国家位于产业前沿，不得不创新。而发展中国家，其产业以模仿和跟随为主，并不需要发达国家这样的研发强度。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要把研发强度硬拔到发达国家的高度，必然是不容易的。如果完全靠政府来做，则很难避免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偏低，本质是中国经济过去五年仍然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消费占比过低。当然，这也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八十年代在50-53%，九十年代下降到了45-48%，本世纪初开始新一轮的下跌，直到2010年35%的低点。过去十年虽然有所回升，但直到去年仍然在40%以下，今年受疫情影响必然再次大幅下跌。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太低，而根源在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同时，这也和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有关，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消费占比过低，主要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没钱，或者想花钱也找不到地方花，本质是上述领域改革的滞后。
长期发展的四个约束和四个机遇
往前看，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面临四个约束。除了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之外，首先是地产的约束。从2018年到今年，每一年的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面积，都大致可供5000万人居住。可想而知，这样的规模很难维持太久。其次是环境的约束。中国需要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净碳排放量为零，即“碳中和”，而这可能影响工业部门的长期增长。第三是投资效率的约束。过去十年，实体部门债务占GDP的比率，从2010年初的176%，上升到了今年上半年的266%。杠杆率的上升，体现了日益下降的投资效率。虽然中国目前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不大，但沿用过去的增长模式，难度会越来越大。
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有四个机遇。首先是发展阶段。中国就人均收入而言，仍然不到美国的20%。和中国文化相似的其它东亚国家，经济水平都远不至于此。其次是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巨大，内循环存在不小的空间。要素市场和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一旦得到推进，能够释放大量的增长潜力。第三是后发优势。新科技的不断出现，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第四是新型人口红利。新型城镇化下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聚，以及年轻人口教育水平的上升，能够对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总量下降。
总而言之，不论是未来五年还是更久，机遇都是和挑战并存。从五年计划的历史来看，每五年对过去进行反思，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发展战略，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而规划的过程，往往比规划本身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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