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O二O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在全球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的今天，2019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是让人振奋的。中国统计数据看，从1952年的5.69亿人口到当前的近14亿人口，从195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美元到1万美元，这是很多国家难以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而据联合国测算数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而当时印度人均国民收入是57美元，亚洲人均国民收入是44美元。按世界银行2018-2019收入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96以下美元为低收入国家，996至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96至12055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05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从1949年到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用了近50年，而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到2010年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用了11年。中国有句话叫做“厚积薄发”。从国家发展角度看，这种厚积薄发的动力不仅需要资金的推动，更需要制度体系的支持和技术进步的积累，而制度保障和持续的激发动力是关键。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融资条件和能力的极大改善，所反映的是中国政府逐步解决资本制约发展困境的经验。
今天的中国人看待“资本”或“资本主义国家”时，更多是平和的心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投资，意味着发展，而“外资”也意味着投资和新技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概念，由于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描述也加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定语。“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这是持续多年高增长背景下的国民心态的反映，是一种自信的心态。但相对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短缺仍是制约发展所长期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在研究发展问题不可回避的一个概念就是如何看待“资本”及“外资”，以及如何 “利用资本或外资”实现快速发展。一个客观的现实是，国际的发展需要资本，而在自身“原始积累”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借“外资”助力就是一个必需的手段。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一贯重视外资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即使在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中国，当前积极利用外资都是中国的重要对外合作政策。毫无疑问，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中初期，外资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突出的。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所能利用的外资却是极为有限的，有评论认为这是“红色政权”“反资本”的特点。简单分析就会发现，很显然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和片面的。
反对资本主义不等于拒绝资本。首先，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中国的文字概念描述中，资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也曾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要从事农业生产都需要有“种子资本”。我们也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将其视为广义的“资本”。而“狭义的资本”是更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所沿用的马克思经典著述中“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结合的“血腥资本”，它是以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存在的。广为熟知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经典理论的理解决不能断章取义，应该放到马克思所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的时代中去。那就是这种“血腥资本”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扩张和全球掠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翻看15世纪到20世纪初的人类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理解血腥资本主义的涵义。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成为“列强”的代名词。而代表资本主义的列强的扩张也使世界各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进程被打破，其社会经济发展陷入殖民经济控制下。放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通过所谓的单边主义霸权以武力和非武力的方式谋求自己独占的继续发展，那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势必会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抗。用一句形象的网络用语描述，那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其次，反对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主权独立和平等发展权。从中国的革命阶段特点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要实现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如果说反对“资本主义”也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本家，在实现民族的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官僚资本主义”则更多反映的是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的“阶级”概念。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中国已经消灭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对待“外资”的态度也回归到初衷。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出发点应在于发展生产。这是毛泽东时代就明确的对待外资的态度，也是中国的发展经验。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针对斯诺“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的提问，毛泽东明确回答是：“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针对斯诺“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提问，毛泽东明确回答是：“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可见，毛泽东关于对待“外资”态度的关键是是否干涉中国的主权平等和促进发展。用于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外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欢迎的。由此可见，当前很多非洲国家强调利用外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目标，是符合中国的发展经验的。
新时代中国重视利用外资的着眼点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站在发展经验国际交流视角，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政策同样体现了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发展权基础上重视外资、重视资本的特点。关于实体经济和对待“外资”的态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着多次的论述，其逻辑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外资的一贯立场。其一，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2015年10月29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2017年12月江苏徐州进行调研时强调，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其二，引进外资的出发点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外资和国内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指出：“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其三，强调“金融”重要性同样是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并维护发展的独立自主。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如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可见，让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仍是党和国家对国内金融产业发展方向的定位，也是防止金融产业“脱实向虚”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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