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中国快速现代化的成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能力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中国当前基建能力的描述，也曾被形象地描述为“基建狂魔”。中国不仅有众多支撑基础产业的基础设施，也有引领新技术发展的新基础设施。2020年国家又将“新基建”作为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对外合作中，作为新时代重大对外合作倡议的“一带一路”也高度强调同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作为中国国际合作的重要倡议，“一带一路”之所以强调“互联互通”合作，正是反映了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重要指标。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进步。基础设施的发达代表了民众生活的便捷，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善了投资环境。联合国编写的“人类发展指数”报告，将一个地区的人民是否获得可饮用水、是否获得电力等指标作为衡量发展进步的指标，世界银行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市场是否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这些国际通用指标对基础设施水平的关注，反映出当前世界，无论是出于民生改善，还是出于市场环境评估，基础设施都是非常重要的。很难想象，在缺水少电的情况下，企业如何进入投资，产品又如何能参与全球竞争。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发展将有助于很大程度上消除发展的不平衡。人类发展史上，每次重大的技术进步或革命，直接带来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扩大了人类间的物质、信息流通，改变着人类的交流方式，提升了人类应对发展的能力。而技术进步背后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都成为新的增长点，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基础设施发展既意味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也意味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由此基础设施就是衔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纽带。在人类现代经济体系日益深化和广泛化进程中，选择一个既能消除发展水平差异，又能切实带动相关经济发展提升发展能力的领域，基础设施无疑是首当其冲的。
人类发展的进步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人类的每一次技术革命反映了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进步，并进而推动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从行业发展特点看，石器时代带来了人类农业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几千年一直存续的活动。蒸汽机车的发明，带动了修铁路的热潮，电力机车的发明带动了电力基础设施以及众多依靠电力驱动行业的基础设施发展。当前，智能技术的发展又带来互联网、物联网、智慧产业等众多基础设施的发展。因此，尽管不同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关注和投入不同，但基础设施对任何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从互联互通看，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在文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罗马因其道路通达而被誉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新航路开辟后大英帝国因为海上通道的畅通而被誉为“日不落帝国”，世界之所以在21世纪被广泛称为“地球村”在于全球跨地区交流能力的提升，现代城市化的发展中众多便捷的公共服务也必须依赖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的理解。从中国的文字涵义讲，之所以称为基础设施，就在于其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它是积累的起点，新行业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文献中，无论是《老子·德经》讲：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是荀子《劝学篇》讲：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都强调积累的重要性。在农业社会，灌溉系统是重要的生产基础设施。翻阅中国古代不同王朝农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和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发现，一个富庶的时代通常也是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较大的时代，都江堰、大运河等重大水利设施都为这片土地上的社会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功绩。同样，一个有远见的王朝，大概率也是重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难理解，中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值得世界学习的。工业时代，电力、交通是重要生产基础设施，信息化时代，信息设备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数据表明，时速350千米的高铁每小时耗电9600度时速350千米的高铁每小时耗电9600度、时速250千米的高铁每小时耗电4800度。如果没有强大、稳定的电力供应，高铁的运行就不可能变成现实，可见在现代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的快速发展首先和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新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整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弥补基建短板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消除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制约因素，恢复和弥补发展落差。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繁荣都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清朝“闭关锁国”导致的技术进步停滞以及殖民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并遭到破坏。仅以铁路、水利基础设施为例，相关统计研究数据表明，1876年中国在上海修建第一条铁路比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晚了51年，从1876到1911年的35年间，清政府共修建铁路9100公里，年均增加260公里；1911年到1949年，新增铁路17100公里，年均增加355公里，而受战争破坏等因素影响，到新中国成立时大陆仅有22600公里；1949年到1976年，新增铁路23662公里，年均增加876.4公里。可以说，从基础设施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积累与促进效果关系看，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时代”。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毛泽东时期的27年中，中国主要依靠人力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为保障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提升产业积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时期是开始引领基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对基建的高度重视和投入，中国在水利、电力、道路、港口、机场等众多领域建设了一大批堪称世界经典的技术领先的标志性工程。当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高铁、通讯等领域的建设成就和建设能力使得新时代的中国正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引领者。2018年末，中国大陆高铁营业总里程达到2.9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居世界第一位，也是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正如英国《每日邮报》1月20日“英国能从北京学到什么？”作者所指，作为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观察的关注者，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虽然有一些难以效仿的领域，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却绝对是一个值得西方学习的领域。
共同关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复合成效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从投资角度看，基础设施带动作用虽然显著，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中国努力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提升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时，却遭到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指责。如同没有人会怀疑，抗疫成效反映出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应对突发风险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会怀疑制约非洲国家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瓶颈是互联互通不够。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发展差异的重要基础首先应得到国际广泛支持，从单一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的角度看，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必要的合作，其中包括融资支持和技术合作。其次，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清醒认识到基础设施落后对发展落后固化的严重危害，并千方百计加大投入。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成为全球开展广泛合作的突破口。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关注全球共同发展议题以来，其成效一直差强人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不够。当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冲突、战乱以及严重欠发达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并花大量的经费用于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时，更应该站在发展的角度去支持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所谓的“国家竞争”看，能否创造更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环境和平台是衡量一个政府、一种体制是否进步的基本标准。在此过程中，对相关基础设施的投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别人学习好”就“仇恨别人”，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应该是“强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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