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红瓦、红色窗棂，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一幢坐北朝南的建筑于6月重新开放，向如织的游人静述着红色的历史烟云。
1919年5月3日晚，这个后来被称为北大红楼的地方灯火通明，人头攒动。一位戴着圆形眼镜、一身斯文的年轻人，第一个走上台开始演说。从报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到痛斥西方列强的丑恶、北洋政府的软弱，他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风雨飘摇，满目疮痍。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要以文字和宣言唤醒民众。
他向台下千余张年轻的面孔振臂疾呼：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17个小时后，改写中华民族历史的五四运动爆发。主席台上那位演讲者、燃火者便是民国著名报人、毛泽东的“老师”、后来的中共秘密党员——邵飘萍。
被誉为“铁肩辣手”的邵飘萍，为何一心成为“宣传家”？百年前的一代报人又如何以笔为枪，用生命诠释红色信仰？
“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毛泽东、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毛泽东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
在创办《京报》前，邵飘萍以爱国志士的形象活跃在北京报界。
1916年，邵飘萍被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派驻北京，以中国新闻“特派员”的身份战斗在反动军阀统治中心。
邵飘萍尤其善于在常人无法突破的私谈、会面中收集关键新闻线索。一次，邵飘萍听说段祺瑞为了向法国借巨额外债而召集府阁重要官僚开会，还邀请法国驻华公使出席。邵飘萍深谙段祺瑞政府官员和警卫崇洋媚外的心理，他略加化装，跟随法国公使步入会场，一路畅通无阻。会议开始后，邵飘萍就坐在会议室外的休息室，装作等候公使随叫随到的样子，侧耳倾听会议室内的谈话。第二天，段祺瑞政府的丑闻便见诸报端。
面对大是大非和关键内幕，哪怕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他也坚决报道。1917年初，府院之争矛盾激化。段祺瑞出走天津，胁迫总统府，换来的是黎元洪妥协，段祺瑞回京。
邵飘萍半夜得知消息，立即赶往北京站，没想到扑了个空，于是换乘汽车，直奔段氏官邸。到门口他掏出一叠钞票，拿出一半对门卫说：“你只要通报，不管段总理见不见我，剩下一半也是你的。”
满腔得意的段祺瑞正等待一个倾诉的机会，立即欣然会见邵飘萍，两人畅聊至凌晨3点。
对此，报人张季鸾对邵飘萍敏锐的新闻嗅觉和独到的采访本领盛赞有加：“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在风云诡谲的军阀时期，32岁的邵飘萍痛感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偌大中国却没有一处“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的境况，于是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一职，创立《京报》。
受邵飘萍影响的《京报》，一度代表着新的潮流，不仅讲求新闻的时效性，还在新闻采访、版面设置、印刷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更重要的是，《京报》勇于直面军阀混战导致的社会现实，以针砭时弊的犀利笔触，赢得了社会声望。
报馆仅开张几天，邵飘萍就有《查办吴佩孚》《武人与政客》《敬告某某两派》《匪与督军》等檄文般的系列文章陆续见报。这种集中式的刊载方法，强化了报道内容，拉长了人们对议题的关注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办报仅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加到4000份，最高日发行量达6000份，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时间，京报馆成为揭露政治腐败，为民众呐喊，使反动军阀望而生畏的革命舆论阵地。
邵飘萍将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编辑部，勉励自己与同仁肩扛社会责任。在局势混乱、外忧内患的时刻，他始终坚信，“铁肩辣手，快笔如刀”以救中国。
牺牲60年后，他的“秘密身份”才浮出水面
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灰色两层砖楼，门楣上至今留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经过两年的腾退和修缮，今年6月，修缮一新的京报馆重新开放，一批又一批人怀着敬仰来此探访。
站在魏染胡同南口，邵飘萍嫡孙邵澄告诉记者，1926年4月24日，祖父就是在这里被捕的。
邵飘萍被押往警厅后，京报馆被包围。侦缉队从京报馆搜出冯玉祥聘请他为军事顾问的聘书、军事电报密码本等，还有他“宣传赤化”的所谓证据，作为邵飘萍犯罪的物证。
就在邵飘萍亲友为其寻找营救途径之时，直奉联军总执法处草草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
在京报馆，一张日历和一个停止的座钟，把时间凝固在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天未亮，一声沉闷的枪声划破北京夜空。被押赴天桥东刑场的邵飘萍，以身殉报殉国，结束了他短暂而灿烂的一生。
邵澄说，临刑前，邵飘萍神色坦然。他向监刑官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随即狂笑数声，慷慨就义。
一年后，1927年4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这位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先行者牺牲在绞刑架上，年仅38岁。
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邵澄说：“我认为祖父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利用《京报》这个舆论工具，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唤醒民众。”
由于邵飘萍生前的秘密身份，他牺牲整整60年后，才正式被认定为中共党员。“我觉得，祖父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邵澄说。
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室副研究员林齐模说：“邵飘萍的死是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死，可以说重于泰山。他的风骨与血性，他以笔为枪、舍生忘死的使命担当，不仅是一位民国报人的气节，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气质。”
他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
近百年后，在探访京报馆旧址时，北大学子吴问骋心中涌起一个念头：“百年前，邵先生在这里做着什么呢？是在厅堂接待访客，还是在桌案前奋笔疾书？”
吴问骋认为，邵飘萍能够做出卓越贡献，与其勤学、实践密不可分，“他有幸将自己的能力专长与民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个符号。我们应当继承他的遗志和精神”。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从业十几年，邵飘萍以笔为枪，针砭时弊，对丑恶现象进行无情的抨击鞭挞，冯玉祥夸赞他“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他的通讯时评成为那个时代的有力见证。
1919年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集于红楼前的马路上，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与北京各高校学生汇合，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由此发轫。这条马路就是如今的五四大街。
“祖父十分关注巴黎和会的动态，尖锐指出这次由帝国主义大国操弄的所谓‘和会’，只会令中国深陷水深火热。他在1919年4月30日发表时评《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的条约。”邵澄说，作为当时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邵飘萍与诸多学生领袖和进步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始终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思潮。因此，邵飘萍深度参与这场爱国运动是必然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此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邵飘萍和《京报》对此影响深远。
五卅次日，邵飘萍就报道了惨案的经过，此后两个月内，《京报》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邵飘萍还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建议“我全国人应一致对外，用不合作之手段，无论大小职务，一律辞去，坚持到底，以促外人之觉悟”。在这场运动中，邵飘萍几乎将全部心力投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据说，当时京报馆一直在为共产党组织印刷秘密文件，为此，邵飘萍还专门在自办的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室。
然而，他的言论在促进民智觉醒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悲壮的伏笔。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在北方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革命陷入低潮。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专门讨论了“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等议题。1924年7月，北京团地委停止活动并进行整顿，重新登记团员，同年11月恢复工作后，贺恕、罗章龙、范鸿劼等先后担任地委书记或委员。他们多为北大等校的学子，有的还是邵飘萍的学生。此时，邵飘萍与李大钊、高君宇、陈乔年、赵世炎等中共北方地区重要人物之间的了解日渐加深，与共产党组织走得越来越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通电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等人北上。邵飘萍对此予以极大关注，《京报》特别为之助阵。冯玉祥痛感督军内部缺乏政治人才，暗中物色能与他合作的人。恰在此时，邵飘萍进入了他的视线，冯玉祥亲聘他为高级顾问。
邵飘萍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但与普通党员不同的是，他是秘密党员——仅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这位特殊党员，被赋予“特别的工作任务”：一是宣传，二是情报。
时局的动荡，再次将邵飘萍推向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方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务的无理要求，在天安门前集会，并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民众，造成47人死亡、近200人受伤——鲁迅所说“民国以来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报道。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用辛辣的言辞亮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还发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直指祸首段祺瑞。
此后的12天内，《京报》发表相关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达9篇之多。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败走，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张作霖扬言要杀邵飘萍。
张作霖之所以必除邵飘萍，缘自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张作霖罪状，并称其“一世之枭亲离众叛”。
报纸传到前线，军心为之动摇。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住他的嘴。在当时，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只要12元就可维持基本生活。邵飘萍收到汇款后马上退回，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明白，此次张作霖兵临城下，自己在劫难逃。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置于绝境。
群星闪耀时，“觉醒天团”在此聚首
五四前的“不眠之夜”，报馆社长为何出现在北大学生的爱国集会上，并首先演讲？
史料中不难找到答案。邵飘萍在集会中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师”。集会前，邵飘萍每周日来到沙滩红楼第34教室或理科第16教室讲授采访课，已半年有余。他非北大人，却与北大精神十分契合。邵飘萍不仅让真理的种子在自己心中茁壮成长，也将它播撒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
1918年春，邵飘萍听说蔡元培计划成立“新闻演讲会”，认为此举有助于为国内新闻界培养人才，便写信给蔡元培，想要促成这件事。10月14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填补了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空白。
没想到，这个研究会，聚起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朋友圈”。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期会员中，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
当时，新闻学研究会的办事处就设在北大红楼日刊处，每逢周一、周三、周五晚8点至9点，全体会员聚集在理科第16教室听课、研究、议事。邵飘萍每周有一到两节课，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对记者的修养要求。
他的新闻观中很早便充满“人民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不仅传授理论研究，还希望借此培养一批精干的记者，能报道劳动人民的疾苦和罢工斗争。因此他在授课时，除讲授一般的新闻基础知识外，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及劳工情况等报道。讲课之外，还组织学生外出参观、到报馆实习，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为民执言。他尤其强调记者要“以品性为第一要素”，以“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
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也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员。林齐模介绍，青年毛泽东新闻观的形成与邵飘萍联系密切。1919年2月19日，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曾多次拜访邵飘萍，还得到邵经济上的接济”。在北大，他听了好几个月邵飘萍的课，被邵飘萍“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侠义、勇敢、诚实、勤勉”的观点打动和影响。回到长沙后，他创办了《湘江评论》等报刊，声名鹊起。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在北大的日子，依然热情地回忆邵飘萍：“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共同的志趣也让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的李大钊与邵飘萍结为伙伴。他们共同反对“二十一条”，一揭一呼，掀起“倒袁护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既是舆论的先导，又是运动的直接发动者和支持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史上，他们二人均是当仁不让的先行者。
与邵飘萍联系甚密的还有鲁迅。单是1924年至1927年间，鲁迅就在《京报副刊》发表杂文40余篇，留下了《如此讨赤》《并非闲话》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后来，鲁迅还在邵飘萍的催促下创办杂志《莽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与鲁迅更是联合“作战”，对段祺瑞政府的暴戾恣睢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使《京报》《京报副刊》《莽原》成了讨伐段祺瑞政府的坚强阵地。“铁肩辣手”的邵飘萍和“横眉冷对”的鲁迅，俨然成为这一阵地上的主力战将。
纵横正有凌云笔。中国近代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段近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在黑暗中，梁启超、鲁迅、邵飘萍……以及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未留下姓名的进步人士，用自己的笔，为这个民族的光明探好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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