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是新时代中国召开的又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92年、1999年、2005年、2014年之后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新时期民族工作作了重要发言。
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体现中国民族政策的“团结”与“共同发展”主题。1992年到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主题分别是“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凝聚民族大团结力量，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可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市场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团结与共同发展，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民族共同发展理论。这种探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民族发展面临的不同环境和挑战。要尊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就必须重新正视一些民族地区发展的自然条件制约及在市场经济下的新表现。这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多民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新成就， 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民族事业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多民族团结发展之道。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了解新时代中国民族团结发展的重要窗口。习近平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从改革开放初，中国在接受新鲜空气的同时不得不面对飞进来的苍蝇、尘土干扰，到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在通过扩大开放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正所面临更多风险挑战。从历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多民族”问题长期是外来干扰破坏的突出领域。正如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APEC CEO论坛上就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面对的风险所指，“如果我们打开了窗户，让清新的空气飘了进来，也让老虎和熊闯了进来，恐怕我们应该选择打开二楼的窗户而保证地面的安全。”可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各民族促进共同发展将是中国新时期应对风险确保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多民族关系是发展中国不同程度都存在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和交往中，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不同地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由此，这也导致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多民族的融合问题。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将不同民族凝聚在发展共识下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是每个国家政府都面临的问题。日常话语使用中，现代国家构建通常会被在前面加一个“民族”。这样的称谓反映出的客观历史是：一方面，这意味着所谓现代国家的样式，通常是以工业化以来欧洲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为样本的。另一方面，二战后建立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是以“多民族”为基础的。用什么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否平等，不仅是多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应对外部干预的重要问题。中国在内政上强调各民族平等，肯定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旨在通过进一步的团结合作与发展实现民族融合。在对外政策中强调“不干涉原则”，尊重多民族国家自身发展进程。中国之所以在长期应对内外发展挑战中不断取得伟大发展成就同长期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国家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症结。在现象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很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民族矛盾”困境。其表现既有土地、资源争端，也有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之所以备受国际关注，是因为民族矛盾常常成为引发地区安全的重大问题。由此，关于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构建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世界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平等的发展权。民族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方面是不同民族在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上出现协调困境。对此，研究者更多从不同民族的历史形成中进行叙事或寻找解决根源，并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成为重要的参照。这很容易将世界民族发展带入误区。另一方面是有的人在刻意制造或夸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如西方殖民者在殖民时期人为划分国家疆界，人为扶植部分民族进行分而治之，当然也表现在一些极端宗教组织以意识形态划分人群。
强化民族差异不代表人类和平发展与社会前进的方向。构成民族差异的人类种群基础差异反映的是人类历史形成的多样性特征。而将民族与现代国家关系结合则反映的是人类发展的一致性述求。民族差异是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种形成既有客观条件的影响，也有外部力量的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了解不同民族发展差异和总结历史发展特点是重要的学术内容。但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消除民族差异，通过共同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努力的发展方向。反之，假如不承认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将消除所谓的民族差异，那么当前联合国的众多共同发展议题就是“伪概念”，进而，民族或种族优越论就会大行其道。同样，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所谓民族争端，很大程度上也是外部势力以“民族差异”干涉的结果。可见，以什么样的民族差异观看待世界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共同秩序的建构。
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经验。总体上，中国在多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上体现出“一条主线贯穿两个变化”特征。一条主线就是，奉行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视将各民族的发展统一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帮助发展和共同发展，来消除民族发展的差异。两个变化是发展环境变化和时代特点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首先就是将民族形成和发展差异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尊重这个客观。历史上，中国长期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团结的国家，各民族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进步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系统的民族政策，在处理国内多民族关系上确立尊重差异制度，包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就“两个变化”而言，既根据自身发展能力大力提升多民族共同发展水平，也积极应对外部以“民族议题”进行的干扰破坏。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所谓的民族矛盾，就是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在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由此可见，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多民族共同发展，既要正式历史形成的民族发展差异，又要看到消除发展差异的长期性和反动者蓄意制造的矛盾。
世界可持续发展应警惕刻意制造民族差异。世界对于多民族平等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当前几乎看不到有国家在宪法中强调民族的不平等。但对当前的国际关系重大事件叙事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却常会看到从历史角度阐述其后的“民族”根源，强调民族的差异和独特性。这无疑是发展问题的政治化解读。就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强化民族差异绝不是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出路。当发展水平较高的一方强调较弱一方的“民族”或“部族”独特属性时，事实上也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弱属性”，并进而导致“弱”方的政治归属感背离。了解卢旺达上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人很清楚，90年代卢旺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但是，在卡加梅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民族身份，淡化民族差异，团结共同发展使得所谓的种族差异很快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弱化，并由此成就了卢旺达在整个非洲地区发展成就突出的典范。可见，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人类发展视角，或者站在联合国发展议题看，强化民族差异就是一种历史倒退，并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形成的民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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