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1954年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2021年10月13至14日中国召开了中共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发展和作用进行了重要阐述。习近平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关系一个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根本问题。政治制度是一个包含众多领域的庞大复杂体系，也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生产生活。政治制度不仅涉及到什么阶级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也体现在治理阶级按照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开展国家治理，政治制度的结构决定了国家机器是为在谁发展和怎么发展的根本方向。仅从关注政治制度的集中度看，作为热点议题，政权组织方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众多议题历来是政治学科研究经久不衰的内容，也是坊间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特别是全球范围治理模式存在差异的背景下，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展示话语优势和发展模式的常用手段。并且，在更多情况下，由于“发展”成效，这种手段屡试不爽。同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也将学习效仿他国制度建设作为变革图新的重要方向。中国在近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也将西方强大和成功经验的根源归于制度优势。一定意义讲，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探索和学习西方列强的政治制度史。正如习近平所指“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显露着这个民族走过的路，经历的时代烙印。历史地看，百年民族屈辱的历史中，救亡图存的中国先烈曾进行过无数的制度探索实践，其结果是难改中华民族继续被凌辱的命运。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不断进行制度建设探索的国家也很多，但成效甚微。打破一个旧制度很难，建设、巩固好一个新的制度更难。新的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不断释放活力、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与进步，才会彰显其先进性。当前看，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无疑在利用社会主义民主方式促进工业化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所激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如果说，个别的成功带有侥幸，那么持续100年的革命和建设都不断取得胜利，那么，就必须要承认说中国的民主制度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制度贡献。
政治制度进步与治理能力高并不是一个维度的问题。当前的国际话语中，治理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其中包括政务公开透明、防止腐败、民主选举、多党制等等。治理能力和政治制度既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将治理能力等同政治制度的进步性是不科学的。强调治理能力事实上忽略了政治制度进步的重要性。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进步性是相比较于不同政治制度而言的。政治制度的进步性首先反映的是治理方向的先进性，并进而内化到国家制度建设中。封建社会政体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封建王朝中都是治理能力低下的，根本上是因为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匹配的规律。旧有的政治制度抑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让更多人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因此，封建政治制度最终得以瓦解。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的高低更多反映治理者的水平及对国家对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力等方面。可谓权力有多重要，选举的竞争就有多激烈，手段就会多层出不穷。相比，中共共产党进京赶考，可以说是严重缺乏社会行业治理能力的专业人士。但是，正是这些革命队伍中占有绝大多数比重的“泥腿子”却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不断开创新局面，这体现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可见，一定视角，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需要顶层设计，反映意识形态，而治理能力则存在个体表现差异。
政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的产生和分配方式。关于政治制度的核心，唯心主义者认为是这种制度所体现出的特定的精神/文化价值。事实上，作为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特定的社会利益分配和维护方式。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强调“君臣平等”，但即使是贤明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一份“罪己诏”而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强调所谓“民主”“平等”，只是保留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团结民众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标签”。事实上，大资本家所拥有的民主、平等普通民众绝不会享有。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为绝大多数民众谋求福利时，所谓民主已经被绑架。回顾资本积累时期在全球的血腥掠夺，很容易让人想到强盗也可以富可敌国。全球秩序角度看，如果支持强盗制度就意味着只能在打劫或被打劫中选择命运。而当前不少国家的大量民众仍笃信宗教，由此关于政治的核心是精神/文化是很有市场的。
政治制度优越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社会进步和发展成效显著。推动政治制度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解放。在此过程中，让更多的社会成员高效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就诞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民主。横向比较，优越的政治制度在于能够主动以人民的需要为发展方向组织社会生产并积极推动产业升级。进而，根据变化的生产关系实施更加公平、高效的社会治理和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取得的成绩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方面。制度自信是中共强调的“四个自信”的重要部分，制度自信包括政治制度自信。强调制度自信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从乌托邦理想主义到社会主义实践变成现实，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史无前例的发展成绩，依靠的就是政治制度建设和保障。并且，这种政治制度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根据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核心原则，在中共不断总结过去的探索经验，包括革命战争经验及建国后的国家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有效监管才能确保国家政治制度的健康运行。对治理能力评估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监管水平和能力。国际合作中，当国际机构强调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该更加市场化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机构要求的具体改革，本身就反映了对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或产业经济数据的监管和评估。在一国政治生活中，有效的监管能对政治制度“非健康”运行纠错，确保政治制度健康运行。历史上，那些盛极而衰的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不足，因此难以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困境。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讲，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深刻含义。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一个新事物。过去，靠国家政治制度的保障，我们实现了全面的历史性脱贫任务。如果说被封锁、制裁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在应对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凸显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性，那么市场条件下，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国家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则是维护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的重要举措。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谋求人类共同发展诉求的制度。政治制度的产生背景反映特定社会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从人类政治制度演进历程看，政治制度的发展总体是不断进步的。毫无争议地，奴隶主、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丢弃，是因为这些制度仅维护了少部分人的利益。每一个新的制度虽然历经艰难，但最终被认同并固定下来，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是一种新的束缚，那么摆脱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人身依附就是一种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讲，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旧制度掘墓人的诞生。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世纪的今天，关于人类共同可持续发展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高效利用地球资源，共同应对发展挑战，让技术进步惠及更多的人，则是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正是这种发展诉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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