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如何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政策、战略与实践的？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从国家内部来看，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外交来看，文化是国家交往的通道，是外交手段中的重要工具；从国际关系来看，多样的文化和共通的文化对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有促进作用。 理解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性，解读其文化基因与价值，对于认识该国家的外交布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世界性热潮兴起。就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问题，众多学者提出深刻见解。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 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 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 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 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国际社会经历了从政治自由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文化的自我认同的转移发展过程，文化在外交上占有了重要地位。文化研究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第三向度的必然性 以及利用中华文化的价值与凝聚力塑造未来国际关系格局 。由此可见，文化与外交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对于国家而言，统治本身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发生，会体现其文化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和惯性，直接影响具体行动的实施 。 不同国家常以本国标准来判断其他国家的行为，由于西方占据话语及学术霸权地位，以西方传统、思维和逻辑所构建的理论常被普世化以用来解读他国，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中国人的观念、行为方式等不易被理解，中国的外交话语和实践容易被误读。因而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揭示被忽视的深层次文化传统因素并提高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开创新时代对外工作新局面而言是必要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的对外工作攻坚克难、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大国历史、民族使命、人文禀赋等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也必然要推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与品格的大国外交。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 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前世界形势做出的全新的总结性的重要论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为中国自身的变化，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中国外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现出新的气势和面貌，与内政同步更加地奋发有为，发生强势变革。其二为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大国间的博弈和较量更加激烈，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调整演变不断加速，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扑朔迷离、深刻复杂的变化。其三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近代以来，由于与现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中国国力逐渐衰落，而在新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从边缘逐步进入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更紧密。正是在如此变局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观大势、谋全局，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引领世界秩序重塑。
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是中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新时代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时，中国对国际社会质疑的回应，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绝不走西方“国强必霸”的道路。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是中国努力的大方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美好图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较为迷茫时所提出的重要解决办法，指引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发展增添新动力。”是中国的愿景，随着其不断推进，正转化为现实，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对外工作历史性成就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受到全球各国普遍欢迎的公共产品之一。既是新时代中国开放空间布局进行的统筹谋划，也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开放共赢的路径所作出的顶层设计。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进程，其关键是互联互通 ，以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同为基础， 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
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倚重的重要战略力量，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到义利观的概念 ，10月，提出以正确义利观作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方针。 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利益至上不同，在中国提出的正确义利观中，义，是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是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中国认为自己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正确义利观因而是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需要，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鲜明旗帜。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纵观历史，中国外交哲学始于先秦时期，“势”是东方语境中的独有词汇，具有丰富的涵义，随着几千年的演进和发展，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起到特别的作用，是中国理解自身和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势”常作“情势”之义，指局势、时势之趋向，《孙子兵法·计篇》中有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老子认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清人赵藩也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势”的形成与消逝在于是否遵从事物发展趋向与客观规律，是否顺势而为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成效。
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原因并非历史偶然，主要取决于中国人懂得顺时而动，向势而生，与时迁移，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世事如棋局局新，相对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中国把握历史机遇，在各种国际议题与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战略主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中国面临的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世界形势，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在推进中国外交事业的过程中，注重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以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来谋划全局，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来指导实践，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保持中国稳定发展，结合时代要求，身体力行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推动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开拓进取。
几十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早已渗透在中国的国家理念与处理各类关系的准则中，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无论为人处世、治国理政还是对外交往，“和”都是重要的价值标准。老子则表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不和谐是绝对的，世界尚且存在诸多矛盾威胁和冲突，但实现新的平衡与和谐是可能的。《尚书》有云：“唯齐非齐，有伦有要”阐释了不同事物的共存是合理的，世界的和谐统一相济相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新时代，面对新的征程，中国继续前进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在捍卫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最终追求和最高理想，其核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异曲而同工。大同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宥》：“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无己。”是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思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一种对天下统一、和谐太平的认识。大同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治世理念和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重点在于凸显同一，即和谐、和平，实现平等、正义，消除冲突、斗争。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的憧憬与努力，在如此理想世界中，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也没有战争。新时期现代意义的创新可以概况为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几个方面实现全球范围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外交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中外优秀文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适应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必将惠及当代世界与全体人类。
“一带一路”秉持四大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种文明观念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代人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就已有之，“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在对宇宙的大爱中，倡导胸怀宽广，对万物无所不容，实现与天地合其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世界文化多彩绚烂，如何对待其他文化，正是中国传统中和之道，在新中国外交历中最著名的实践便可概括为“求同存异”，在中国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在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的文明之路上更是如此。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互学互鉴，携手并进，是新时期丝绸之路精神显著的特征，中国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中履行时代使命，与世界融汇连通。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将精神的追求与崇高的道义置于首要位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见得思义”，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前者。“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都是弘义融利、先义后利的范例，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兼顾、取利有道，义利之论各家都有言说，遵守严格的道义去实现对利的追求，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始终如一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时代开启，其中深刻体现着义与利的统一以及相互增进。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义为先，免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在2013至2018年间提供2702亿元对外援助资金，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搞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对优良传统的总结升华，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
优秀传统文化之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意义
中国自西周以来奠定的人本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人定义了人，对人的意义给出了文化方向。 人本主义主张人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体，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终极意义和目的，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和真理。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哪宗哲学，归根到底要讲到人，不过中国的哲学特别地突出人，在众多著述中，都弥漫着浓郁的人本思想与情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以民为贵等一系列重民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本主义传统的根本所在，在历代的典籍与学说中皆有体现，“夫民，神之主也。”孔子历来以民为首，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也提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容。三得者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老子也曾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中国传统文化性格主要以人文理性为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新时代中国外交不变的宗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历史伟业是人民创造的，新时期的辉煌也由人民书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走进人民，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和不懈推行人文教化的传统。在儒学理性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文化中存在一种共存精神，坚持和而不同，推动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立足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的根底是神本思想，中国文化则从殷周祖先崇拜的信仰中走向对现实、现世生命和生活的关怀。在西方的文化里存在一种冲突意识，总是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主要源于中国文化更强调追求多样性的和谐。一些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表示怀疑，宣扬中国威胁论等不实论调，正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特征，如果能不带偏见地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推进，就能够明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意志和决心，即使强大也不会走对外武力扩张的霸权主义道路。
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以伦理或关系为本位。”有学者称之为是一种特殊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在社会、文化过程中得到塑造与成型的强烈的道德良知其极致便是在天人合一中达至自我实现感。”
中国传统文化中维持人伦关系具有必须遵循的规则，有两个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一方面是伦理性的礼，另一方面是道德性的仁，儒家的人伦关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和中国外交的实践，具体表现为对国际正义的维护以及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礼”主要现了对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序上下，正人道”，中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以礼为准则，影响了中国的文明体系，“礼之用，和为贵”，“礼”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能够约束和规范不同的行为体。国际社会讲规矩，受规范，以礼相待，依礼而行，将有助于建立良好而稳固的国家关系，以“礼”促“仁”，引导国际行为体达到最高意义上的道德实现。“仁”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集中体现，感化人，要人怀德，而非压迫人，不是要人“畏威”。 在国际关系层面，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之道，自然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亲仁善邻，为国之宝 ，做到强不执弱，富不侮民 ，也正是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倡导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原则，共同追求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中国提出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以指导和规范国际秩序。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包容性和非排他性，儒家强调“礼”“仁”等政治文化价值，以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及“天下一家”。德国学者曾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当代外交影响很大，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 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按照西方的世界观——以民族国家来观天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国家利益，但是世界上全人类的利益并非是所有民族国家利益的简单叠加。中国关注的是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进行关切，正如当前处于世纪疫情期间，在自身疫苗需求巨大情况下，中国向全球提供了超过4.8亿剂疫苗，覆盖近100个有需要的国家。孤立排他无法解决世界性问题，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达成全球共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意。中国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核心主张，在于追求国际共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是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思考结果，具有丰富的规范性内涵，为面临诸多挑战的世界指引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实了语汇和内涵，根据传统文化对新时代中国外交影响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出发点、重中之重、原则立场以及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发展为民，使中国外交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中国人民并携手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和而不同，推动多元文化共存，使中国拥护和平，坚守永不称霸扩张的诺言，维护国际正义，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遵循仁的本质，以道义为先。追求国际共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使中国立足于全球视野，肩负起大国担当，为世界的做出中国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突出优势来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底蕴是必要的。同时也需注意，重视传统文化因素并不意味片面夸大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复古”，而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话语体系构建，更好地推动中国外交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李伊，女，1997年生于内蒙古通辽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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