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松了口气，“他们说只要有火就行”。
所有人都在期待主火炬点燃的一刻，它将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历来是奥运开幕式的核心机密。
“表演好坏，点火是成败”，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有这样的说法。“主火炬是什么样子，点火方式是什么，一直是重中之重，它大于所有的文艺表演。”
2月4日晚，主火炬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亮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点火方式险些不被国际奥委会接纳。
“在点火创意之初，我们研究了历届奥运会，早期就拿着火炬碰一下点着，后来各国拼尽创意。”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这些年里，人们见过射箭点火、水中点火、拳王阿里颤抖着点火。2008年，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空中飞人”点燃火炬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外国人脑海里中国人都会武术，能飞檐走壁，腾空而起”的形象暗合。
主创团队回顾了2008年技术资料，发现李宁点燃的火炬，一小时大概消耗5000立方米燃气。为了维持它的巨大火焰，鸟巢专门配了一个燃气站，日夜不停地为它输送动力。
听到这个数字，主创们吓了一跳。“熊熊燃烧的大火当然是人类奥运精神的体现，但它环保吗？”张艺谋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4个仪式，主火炬燃烧一个多月，不知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从那一刻起，主创团队开始想怎样把火焰变小、如何更环保。
“一开始，艺谋导演想能不能把火转化成光。”常宇告诉记者，“火从光而来，我们在现场，用光的方式再做回一团火。”
这个没有实火的方案，得到国际奥委会的答复：“你们还有没有B方案？”
古代奥运会上，人们点燃火种以纪念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奥运历史上，1928年首次引入火种，并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进行火种传递。自此，开幕式上必须有“火”，几乎像定理一样不可改变。
“不能用电、不能用光，不能用任何东西代替。”张艺谋说，这是一种古典的传统，“隔空点火，我的火跟你的火没挨着，那都不算。”跑道旁常有火种灯跟随，万一火炬意外熄灭，需用火种灯点燃。
“它是一个流程，是一个法律，是一个界定，生生不息、永远燃烧不能熄灭的一个象征。”张艺谋说。
冬奥火炬为什么能变“小”
用光代替火的方案被否决后，导演团队设计出颠覆式的“微火”方案。
“很多人一开始准备看一个石破天惊的东西，结果可能会意外。”张艺谋说。
想到这个创意后，他向北京冬奥组委报告，很快得到支持。他开始紧张地等待，国际奥委会是否会点头。“人家一百年都不是你这个样子，这符合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他能接受吗？”
北京提出用清洁氢能源做燃料，国际奥委会同意了。但说到把火做小，他们有些犹豫。“奥运之火就是要熊熊燃烧，不能因为低碳改变百年传统。”常宇回忆国际奥委会的担忧声音。
北京冬奥组委的高层认可低碳的理念，北京冬奥组委领导要求，一定要去做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当时，中国还未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
那是2020年9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正盛，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每两个月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被疫情打断，国际航班很少，沟通只能靠邮件往来。
因为内容涉密，邮件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冬奥组委把材料交给外交信使，带到瑞士前方，之后通知国际奥委会的人去取，对方把材料拿到手，再展开讨论，以此保证在疫情下工作的正常运转。
后来欧洲疫情不断升级，信使停了。唯一的沟通中断，点火方式又迟迟不能得到认可。常宇很着急，他的办公室在鸟巢的东北角，2008年的主火炬塔曾在他头顶的位置上方。他没有想到，14年后，他为了奥运火炬，开始了近万里的沟通之旅。
外交部告诉他，当时唯一的办法是，让冬奥组委派人直接传递文件去瑞士。
北京冬奥组委决定派人去一趟国际奥委会总部瑞士洛桑，说服“甲方”接受那个大胆的方案。
信使需要两个人，常宇和一位同事带着装有外交证明材料的邮袋，踏上了国际航班。他们先去了一趟西班牙马德里，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小萨马兰奇在马德里，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的总部也在马德里。
常宇下飞机前一周，马德里刚刚宣布升级的防疫政策，外出不戴口罩要罚款，许多店铺关闭，他看到，马路上的人很少。
完成在马德里的工作后，常宇和同事来到洛桑，疫情同样紧迫。餐馆开门但不允许堂食，国际奥委会的办公楼都关闭了，国际奥委会在日内瓦湖边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找一间会议室，计划开两天会。第一天会后，博物馆突然宣布关闭。最终，第二天，他们举行了一场4地的视频会议，北京、马德里、日内瓦和洛桑各有关方面在线上见面。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张艺谋导演说，“我们希望能对点火的实际形式做一次改革。”当面与国际奥委会交流时，常宇开门见山，“北京想把大火变成微火。”他展示了这个想法具体如何操作。
总导演张艺谋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几分钟，向国际奥委会阐释微火的创意及背后的理念。
国际奥委会经验丰富，提出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太小的火会不会看不见？比如在冬奥会进行时，没有比赛的鸟巢是否还留有火炬？如果没有，怎样让大家感到火炬一直存在？
这些细节问题，如今已被一一解决。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分别设有火炬塔，像城市雕塑一样，民众可以走近它，与它合照。
沟通到最后，常宇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和工业基础导致相对能耗并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向世界表明致力于碳减排的决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是希望传达中国人对世界的责任感。”
“你确定吗？”国际奥委会问了很多遍。最终经过慎重的内部讨论，国际奥委会说，尽管这次与历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支持北京冬奥组委的做法。”
张艺谋松了口气，“他们说只要有火就行”。
“当面沟通是人与人交流的基本方式，人一到那就顺利多了。”常宇说。这位特使完成使命后回国，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经历了两周的隔离。
2021年10月18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前夕，火种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遗址采集。当奥林匹克会歌在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遗址的上空响起，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桑西·乔治乌利用凹面镜点燃火种。她与北京颇有渊源，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种采集，她首次扮演女祭司。
两天后，火种抵达北京。2022年2月4日，鸟巢广场里，火炬手接过最后一棒，跑完一道弧线，在终点把火炬一放，世人惊讶地看到，原来它就是最终之火。没有“点”的过程，也没有盛大的火焰，只是一团“微火”。它产生的碳排放量大概是之前的五千分之一。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传达的低碳环保的理念是如此清晰。”张艺谋说，它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一个经典的瞬间。此后的奥运会，如果想做一次低碳环保的实验，请参照北京冬奥。
奥运火炬庄严地燃烧起来，某种程度上，它的点燃方式暗含着一个国家希望外界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如何看待世界。
之前，运动员入场后，约91名引导员将写有国家和地区名字的雪花构建成一朵巨大的雪花，外沿是橄榄的枝叶，璀璨发光。它也成为了最终的火炬。
张艺谋说，以往，几乎所有的奥运点火仪式都是独自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由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成一支火炬，是历届奥运会上少有的设计。在鸟巢历史性的一夜，一朵“燕山雪花大如席”。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机会，十几年的时间里，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块开幕式场地举办两次奥运会。一次是夏奥会，一次是冬奥会。”常宇说，中国如今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需要用更世界化的词汇去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火炬的例子说明，在多边的国际活动中，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都是源自自身的传统和想法，碰撞之后取得一致，再为一致的目标一起付出努力。这个过程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宇说。
正在换牙的小男孩吹响了小号
一个正在经历换牙的小男孩鼓起嘴吹着小号，从他漏风的嘴边吹出的号角声中，一群中国公民传递着东道主的国旗，镜头从这些或年轻或衰老的面部无差别地扫过。这是今天晚上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上完美的“不完美一幕”。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我们强调人民性，是观念的很大转变。”这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执导过堪称完美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并以色彩的运用闻名于世。
但在2月4日晚间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他删掉了一些色彩夺目的环节，不追求舞美的极致华丽。
张艺谋2008年时“不敢想”的节目，在今天出现了。2008年，他找来2008名乐手表演击缶，动作整齐得不可思议。而今天，他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是主题歌演唱，几百个孩子在鸟巢中央奔跑，他们无所顾忌，像打雪仗一样，步伐没有任何编排，也并不整齐。张艺谋承认，这个创意诞生后，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真的要这样吗？”
在临近开幕式的最后十几天，张艺谋考虑的不再是节目本身，而是如何让转播更顺利，“就像拍电影一样”，比如比较一个发光道具不同的亮度。其他的程序，已经如同一台按部就班的机器，自行运转起来。
90后费翔是仪式前表演的编导，他的任务是在开幕式前的半小时内，调动现场5万名观众的情绪，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北方寒冷的冬夜。
没有主持人、没有明星，靠的全是“素人”。1365名来自学校、社区和幼儿园的普通人共同开创了一场行进式广场舞的先河。当《茉莉花》的开场曲响起，学生从两侧涌入跑道。随后不断有新的方阵加入，伴随着《我和你》、法国和俄罗斯的外语歌，以及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歌曲舞动。下至四五岁的儿童，上至70多岁的老年人，伴着24首乐曲用热情铺满整个跑道。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穿着白色棉背心，上面有手工缝制的雪花，亮钻也是一粒一粒贴上去的，表演服装由平日训练服改制而成。北京市第二中学的学生家长陪练，帮助学生化妆、编头发。一切都本着简约的原则进行。正如北京所承诺的那样：给世界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为了节约，这次排练没有启用训练基地。节目在各单位“原地分解”完成排练，再到鸟巢合成拼盘。
第二次全要素彩排那天下了雪，编导费翔从3楼的控制台往下看，“跑道跟镜面一样，特别滑”。他们让每个表演者准备小水壶和小方巾，用热水把自己的位置融冰，再用毛巾擦掉。
跑道上没有标识和记号，表演者卡位置完全靠导演根据场地调整动作和节奏，再由演员一遍一遍练就肌肉记忆。费翔排过很多大型国家级活动，这次却是最难的，“这么冷天要调动1000多（名）群众的激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天气寒冷会造成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比如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排练，穿少了待着就冷，穿多了跳起来又热。”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场馆副主任、开闭幕式部演出仪式处处长王军说。
邀请普通人来表演，是贯穿整场开幕式的基调。开幕式总共3000名演员中，95%是青少年。“历届奥运会上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青少年。”王军说。
孩子多，意味着操心的事不会少。排练需要佩戴口罩，小朋友有时去了趟厕所，回来口罩就没了。排练时小孩杵着道具棍玩，时不时掉到地下。“这两天捡了30多根棍。”一位工作人员说。
咳嗽声也让王军如临大敌，“我们在场地里排练了100多天，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有人感冒。”王军说。这次备选的演员超出了以往的比例，防止生病导致的“自然减员”，或是小区因新冠肺炎疫情封控，人出不来。
青少年群体还给排练增加了另一层难度。鸟巢从去年10月开始彩排，到今年1月，排练期间刚好赶上期末考试、研究生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般大型活动的后台会给演员配备椅子，这一次，专门增加了桌子，给演员写作业用。
这次演出摒弃了人海战术，总人数3000人，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单个演员的表现被放大，因此动作需要更精准。3000名演员中，许多都没接触过表演，“完全靠一点点排、一点点抠，很多人的付出超出了专业院团。”王军说。
专业演员能迅速解读导演的创意，有时还能二次创作，“更省事地完成任务”。对于素人，更多的是从眼神和动作中展示一种真诚。
北京师范大学舞蹈专业的大二学生詹圣念是引导员，一朵写有国家名字的“雪花”在她手中亮相，并最终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道具。她的头发天生棕色，为了演出，这两天特意染成纯黑，身上白蓝色的衣服是太空棉材质的，量身定制，里面有两层打底保温。
这个广东姑娘今年过年回不了家，爸妈只能在电视前等着见她。“不一定认得出我，帽子遮住了额头，还要戴口罩，就只露出‘一条’眼睛。”
100多个高个子姑娘跟她一起训练，学习穿高跟鞋，保持手臂上扬的力量。最终，只有90位左右能顺利出场，詹圣念一直担心自己能不能站上鸟巢。最近一次排练，她举着罗马尼亚的牌子，从鸟巢中央走出时，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渺小。
1994年出生的李辕是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演出安全主管，他是“双奥人”。2008年，作为一名初中生，他参加了开幕式的暖场表演。“2008年那次经历让我感觉演员是最核心的一类群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每一次用餐、每一次出行、每一次抵达学校，都有许多工作人员提供保障。”
14年后，李辕变成了工作人员。盒饭厨余垃圾的清废、表演区的积雪清理，他都要对接。在他的电脑里，输入法统计与冬奥会相关的字数已经有40万；他主持了70多次有关调度会中的50次。联排之后，李辕走出国家体育场东北门已经是凌晨3点。
他之前一直保持着跟北京冬奥会倒计时牌合影的习惯，当剩下最后10天时，合影中止了，因为他找不出时间站到挂着倒计时牌的玲珑塔下。
用火箭发射和运行太空站的方式来运行开幕式舞台装置
鸟巢后台不容易被忽略的道具是393根9.5米长、会发光的柔性杆。他们整齐地堆在房间的一角，细细长长，让第一次见到的人好奇它的用处。
最初构思创意阶段，导演组发现开幕式当天正好是立春，还以为申办时有意为之，后来才知是种巧合。第二个巧合是“24”，既是中国节气，又是第24届冬奥会。
倒计时视频由张艺谋一帧一帧选出来，英文翻译反复改动，尽量简短。向世界介绍一种古老的时间算法，以及中国人的宇宙观。
倒数过后，柔性杆上场了。来自山东中华武校和宋江武校的年轻人展开一个矩阵。随着他们的舞动，柔性杆营造出花开的呼吸、绿草的麦浪，之后由绿色变成白色，如蒲公英飘散。
“它像草一样，灵动而有生命力。这种韵律感会让你想到生命不息，春天生长。”张艺谋评价这个表演。早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秀时，他就准备过柔性杆表演，因为场地小而没能使用，这次终于派上用场。
柔性杆表演时长3分钟。三层楼高、6斤重的杆子在运动过程中会晃，排练的难度在于如何控制它，并且精准地呈现出0度、15度、90度、甚至176度的角度。演员之间的距离只有1.5米，容易撞杆，得练习控制力量、旋转身体、记忆节奏。每个人的位置不同、角度不一，又为训练增添了成倍的难度。
节目的分导演王醒介绍，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每天练六七个小时，练腿和手臂的力量、练眼睛盯着杆尖一刻不放松。因为学校靠海，学生们在海边训练，把海风当做一种应急考验。
到了鸟巢，所有演员的点位都在电脑上复原出来，编导对着电脑讨论位置和节奏，预判效果。历史上，这个步骤由沙盘推演，再之前是用树棍在地上画路线。
连身经百战的张艺谋都承认，在大型广场表演呈现现代感是难度最高的。技术手段能落地，又不能复杂，还要有视觉效果。某种程度上，是技术的进步，让偌大的鸟巢，只用3000名演员，也能显得丰富。
一进鸟巢，观众首先会被一块超大的LED屏吸引。它平铺在鸟巢中心，一直延伸到跑道，约1.1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地屏。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时，鸟巢也有一块LED画轴，排练时总是黑屏，是导演最担忧的舞台装置。今天的这块最大地屏双路播放，哪怕出现故障，也能保证画面。4台8k视频服务器不间断运转着。为了给设备保温，工作人员特意为鸟巢4楼的播控系统搭起玻璃棚，人沾了设备的光，隔壁总导演的控制台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与地屏垂直的是一块近60米高、20米宽的LED屏，叫做冰瀑。演出时，一滴水墨滴下来，张艺谋解释，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全场，呈现出具有中国美学的画面。在运动员入场环节，这块冰瀑又变成大门，迎接四方宾客。
刘记军是演出装置的副经理，负责冰瀑的设计。一开始，导演想把冰瀑做成可收回的装置，以保证背面观众的观看效果，后来考虑到疫情防控，观众人数收缩，冰瀑便成了一个固定设备。这降低了设计难度，让刘记军松了口气。
平地竖起这样一块大屏，并非易事，第一个考验就是大风。冰瀑建好后正是秋冬季节，场内的风速足以把屏幕撕烂。冰瀑下面没有地基，塔架无法生根，这么大面积的屏会不会被吹倒？
安全是首位的，刘记军的团队开始研究鸟巢场内的风如何刮，记录了一二百种风况，设置模拟实验。最终考虑到风的影响，屏幕的宽度从30米调整到20米，采用了透风的格栅屏。“导演对技术很敏感，充分考虑了可行性。”刘记军说。他曾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演唱者刘欢和莎拉·布莱曼脚下的梦幻球就是他参与设计的。
“观看时如果让你特别舒服，肯定是科技在后面支撑。”刘记军说，若干年后，当他回忆起2022年的春节，“脑海中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天而降的冰瀑”。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五环的出现。空中的一滴水墨凝结成冰，一块冰立方从地下升起，24道激光在上面回顾24届冬奥会，最终停在北京。6个冰球运动员快速击打，配合激光雕刻碎冰，最终一个冰五环显出形来。
“既有文化内涵，又有科技含量，所有参赛运动员从巨大的冰五环下走过，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张艺谋说。
在看台上，观众意识不到五环的重量。站在五环脚下，人立即显得渺小，它长20米，由LED异形屏组成，像一栋三层高的单元楼。它的“体重”是个重要问题。太重，威亚会被显眼地拉低，影响演出效果；要轻，就对制作团队提出了苛刻要求。
技术团队用了各种方法给五环“减重”，一开始想用外部供电，减少电池的重量，但导演不同意，“今天的中国还弄个粗的电线吊在上面？”最终，设计单位把外部供电全部改成电池，还设了备份，总体重量控制在3吨。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介绍，开幕式技术保障单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他们确实是拿我们国家火箭发射和运行太空站的方式，来运行整个开幕式的舞台装置。他们的倒计时检测、安全性评估，包括现场下的口令，都跟发射火箭相似。”
常嵩是航天科技集团的一员，也是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上空威亚经理。这次开幕式，总共三组威亚南北横跨在鸟巢“碗口”，其中一组负责吊起五环。上空威亚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吊起变成火炬的雪花，协助巨型雪花完成翻转、旋转的动作。在白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黑色的小车在空中驮着复杂的线路，给雪花供电供气、连接视频信号。到了晚上，黑色的车身最大程度降低反射光，隐藏在黑暗中。
提到最终的展示效果，常嵩觉得很“稳”。他不担心降雪，因为威亚上的积雪会被风吹掉，他也不担心偶尔落在上面的鸟，因为设备运转起来鸟就会飞走。“它的操控系统的运行能力、运算能力、巡检的速度都比2008年快很多。”
当视线从空中转到地下，会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五环被蓝色的屏障包裹在地仓中，它是“备胎”，保证五环展示的必备环节万无一失。地仓是一块南北100米、东西62米的地下区域。舞台的主体装置安装在地下10米的基坑里。这个基坑2008年就存在，如今扩大了许多。
地仓里藏着五环、冰立方和雪花，还有100多位核心保障人员。开幕式的烟花再绚烂，他们也无法抬头看上一眼。
一个2008年不敢想的节目
提前看过彩排的工作人员讲起最喜欢的一个节目时，常常提到主题歌演唱环节，几百个孩子手举发光的和平鸽，在场地中央自由奔跑。这也是张艺谋最推崇的部分。
孩子跑过，脚底下跟着亮起雪花，晶莹剔透。有人以为雪花是提前画好的，再训练孩子踩准位置；有人以为地屏有触感，踩到就有反应。实际上，这是北京电影学院与美国英特尔公司合作的实时捕捉技术，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场面充满了科技含量。
若干台架设在6层观众席的高清摄像机，拍摄下几百名小演员的实时位置和动作，反馈到引擎，引擎接收后进行渲染，再投放到地屏上，整个过程以毫秒计，使演员和地屏无延迟交互，像玩一场游戏。
早些年的大型演出，人追着光跑，现在光开始捕捉人。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处长童雷介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技术是人工智能的视频识别，它能在很暗的环境里精准捕捉到场上几百名演员，识别出是人，而非道具。
以往，英特尔公司将这项技术应用在赛跑冠军身上，用摄像机捕捉运动员冲刺的画面，推算运动数据，比如一步跨多远、步频是多少。当听说要把这项技术运用在大型演出中实时展现时，这家科技公司也犯了难。
最终，中美两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互相启发，在一个相当开放的氛围中以专业的角度共同完成了任务。
科技实现后，导演团队对主题歌环节仍不满意，觉得无非是秀一下技术。直到一次排练，地屏一片漆黑，技术人员把系统铺设好后，正巧小孩进场。当孩子们发现脚下突然亮起雪花，“玩疯了”，追逐嬉戏，呈现了一种原始的快乐。这一幕真实状态恰好被张艺谋看到，他立刻觉得这个节目“成了”。
“它呈现了一种自由、浪漫、可爱、温暖的场面，孩子们完全自由地踩着雪花，像在雪地上打雪仗一样，这样的瞬间很可贵。”张艺谋说。他成功执导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时，他不敢如此放松、不排队、不演不编排、不整齐划一。
有了在开幕式上让孩子自由奔跑的想法，“我自己都惊讶，晚上回去反复复盘，这个决定对吗，真的要这样吗？”结果证明他做对了。张艺谋说，他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文化自信。
分导演王醒和陶雯婷，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北京8分钟”，就开始与张艺谋合作。两年多前，张艺谋在山西大同拍摄电影《悬崖之上》，他们跑去跟他汇报冬奥会的创意。
张艺谋提了几个字，冰过留影、雪过留痕。他的工作室旁有一片湖，陶雯婷说，不知是不是总导演常在湖边行走，才有了这些创意。她开玩笑，总导演是屋子里年纪最大的，但他把所有年轻导演都熬“倒”了。
在创意的最初，张艺谋跟北京冬奥组委首先报告了一个概念，“这一回，我们能不能不过多讲古代，以新时期为主，凝聚在中国人的胸怀上。”最终，开幕式上没有一个穿古装的人。
“这一次我们着重讲未来的故事，讲今天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而不是讲我是谁、我原来什么样、我对世界做了什么贡献。”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
在传递国旗的环节，儿童小号手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他正在换牙，吹得不稳，水平稚嫩，这样不完美的表演在导演团队看来却是合适的。“没有表演感，最直抵人心。”张艺谋说。
这样的要求消除了小演员身上的紧张感，每次排练完，他都不愿意走。
随着小号的伴奏，国旗从各行各业的代表、少数民族的学生、楷模和英雄的手上传递，镜头无差别地扫过，一张张脸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强调了人民和国旗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强调人民性，是观念的很大转变。”张艺谋说。
这些人是自愿报名参加的。最初排练时，他们并不知道手里传的将是国旗，他们每天站成两排，一传一递，简单的动作每天排练3个多小时，连续排十几天，觉得很枯燥。没过两天，就有人跑掉了。
当报名者听说从手里传递的是国旗时，很多人又希望回来。他们努力达到导演的要求，站立时是松弛的，同时又要庄严和深情，视线的高度、目光的神态都一一调整。
分导演陶雯婷启发这些普通人面对国旗该如何表达自己时，一位穿着维吾尔族服饰的大学生突然敬了一个军礼。陶雯婷也是军人，那一瞬间让她印象深刻。
国旗最终传递到国旗班手中，军靴踩在鸟巢的地面发出巨大响声，旗手平稳的双手将国旗送至顶点。
“这次开幕式简约不简单，舞美上不那么华丽，但从感情上它更深情。”陶雯婷说，“总导演以前很注重色彩，这次平和了很多。”他们删掉了一些靓丽的表演，最后留下《致敬人民》。
“像《致敬人民》这样的节目，在2008年也是不敢想的。”张艺谋说，严格来讲，它不算一个节目，更像一种行为展示，由普通的中外年轻人从南走到北，身后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有抗疫英雄，有可爱的孩子，有冬季运动的健儿，“这是向全世界人民致敬。”
没有演出服，也没有特意打扮，外卖小哥穿着外卖服，工人穿着工作服，警察穿着警服。虚拟的中国结飘带在两侧跟随，最终幻化成“一起向未来”的口号。
2021年，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之中。“这次总的方针是，不自说自话，把个数变成复数，强调世界人民在一起。”张艺谋说。
开幕式的结尾，引导员詹圣念手中的雪花和另外约9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汇聚在一起，最终变成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火炬，点燃了鸟巢的夜空。
北京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部长、国家体育场运行团队主任常宇说，这次开幕式向世界表达的是中国人怎样理解“休戚相关”、怎样理解“地球村”、怎样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果如何，要看世界各国朋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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