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习近平参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将会中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以来，随着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货币支付体系的制裁，俄罗斯提出了“非友好”国家用本币结算进口俄天然气的政策，备受世界瞩目。在“非友好”国家批评俄罗斯的同时，涉及主权国家货币问题的金融安全再次成为研究国家自主发展和维护国际合作中金融安全的重要性的热点议题：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及国际合作中如何金融安全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金融安全是任何国家和政府都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金融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几乎关系到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直接的是货币相关性。由此，金融安全可以解读为国家信用安全、国民资产安全，生产、流通安全等等。就现代国家金融安全的源头看，外生性风险要远远大于内生性风险。因为在通过国际合作弥补国内发展短板的同时，与外汇、贸易、资本等相关的市场风险也相应的放大。虽然每个主权国家都有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力，但由于其货币参与国际能力经济活动的能力不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金融安全方面的风险绝不是同一个等级。一方面，发达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的调整首先是基于国内经济的形势，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来促进增长或降低通胀。但由于其货币扮演着国际“硬通货”角色，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特别是提供国际市场主要流动性的国家的货币政策，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的走向，客观上自觉不自觉地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转嫁其国内经济风险的对象。由此，其货币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观察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调整的方向标。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受限经济自身实力和能力，本币国际参与力不够，汇率波动、资产贬值等风险高度存在。
发展中国家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宏观经济稳定。现象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观察很容易发现，诸如“输入型通胀”“输入型紧缩”等现象会频繁发生，并由此中断发展中国家自主制定的发展战略。逻辑上，作为经济活动必要的介质，主权国家货币币值的大幅波动传导性是非常广泛的。正常情况下，无论是本币汇率贬值国际购买力下降，还是贸易条件恶化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期货价格大幅波动导致资产缩水，亦或非正常情况下受制裁外汇储备被冻结……在日益联系紧密的国际合作中，金融安全首先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造成冲击。对主权政府而言，一定意义上，严重的通货膨胀要比国家严重负债糟糕得多。金融关系到国家财政和储备，更关系到国民的钱袋子。前者，关系到政府的行动能力，对一个国家和政府而言，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后者，如果人民的艰辛收入被通胀吞噬，则民不聊生，进而怨声鼎沸，由金融风险引发社会危机。这也是为何一些霸权国家常常将金融制裁作为工具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没有金融安全就不能正常开展国际经济交流活动。理论上，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首先是基于主权货币为载体的合作。但事实上，由于很多国家本币的所谓的“国际信用”较低，或者基于这些国家基于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国际“硬通货”，因而常采用国际货币开展国际合作。一方面，当一些国际金融评级机构根据自己的标准下调一些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时，常伴随着这个国家的资产按照国际硬通货衡量的严重贬值。即使是拥有大量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顿辄被陷入融资困境并生产停滞，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在外国企业在该地的实体投资中，由于外汇短缺和本币贬值，必要的商品采购都受到限制，影响了企业生产的正常开展并进而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困境。从预期看，如果一国币值波动严重，也极大地影响了实体经济进入该国投资合作的动力。很显然，在北约国家金融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国际交流受到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不同发展水平中国家利用国际金融工具的理论不应相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必须要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风险。无论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差异，还是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基于国家金融首要解决的任务不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不同、金融工具使用的能力不同等因素考虑，不同国家在认识和利用金融工具方面的理论不应相同。如果拿不同国家的金融工具使用情况生搬硬套，则危害极大。产业资本可以带来生产和就业，金融资本以把郁金香价格吹上天，也可以出现“蒜你狠”“姜你军”……不同经济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开展符合自己发展节奏的国际货币合作，其核心目标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很容易理解，不同重量级的竞技者在竞争中如果采用同样的标准，这样的竞争活动是没法开展的。当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必须要考虑到自身的参与能力。发展中国家在自身建设中既需要关系自身的金融安全，同时也要在监管中找到能够积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对外金融合作方式。在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工具经验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国家融资需要与国家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无论市场派理论认为出现供需矛盾激化是哪个环节存在问题，但一个永恒的议题是，市场永远会存在问题。同理，因为市场出现问题才会“事后诸葛亮”也不是一种科学的决策过程。
金融安全建设应同政权建设同步，中国的脱贫成效直接体现在金融安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权建设绝不仅仅是选举和执政。如果一个政权不考虑国民经济的安全和发展，那么这个政权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如果仅仅关注选举和权力争夺，那么这个政权就避免不了被人民用脚投票的命运。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经常看到，一些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不能很好地应对物价飞涨等金融风险，最后走下历史舞台。在中国，史无前例脱贫的表现，是人民收入的增加，也是购买力的增加。而购买力的增加就是金融安全的体现。购买力增加的背后，是社会生产的增加。在特定视角看，或许有人将诸如改革开初“万元户”的购买力和当前作比较，片面地分析和强调单位币值购买特定商品的能力差异以突出通胀增长。实际上，这忽略了当时“高收入”购买更多商品的不可能，即使有钱也商品不丰富。正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前的普通民众能购买更多的商品，享受更便捷的现代化生活。可见，基础产品的购买力不可能永远作为衡量币值的决定性指标。要满足更多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必须通过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
中国金融安全的几个阶段性经验值得参考。作为长期受制于资本主义发达金融霸权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金融安全风险挑战的压力是一贯的。但经历不同发展阶段，中国能够通过制度作用，积极维护了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稳定，并为服务实体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值得同发展中国家经验交流的。总体上，中国的金融安全是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和阶段特点密切相关的，但同时体现一贯重视的物资流通畅通和金融为民生和实体经济服务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发行和推动货币流通代表着革命政权的信用确立，也是解决革命区物资流通的必要手段。从供给制确保革命区物资流通到维护中共货币同境内其他货币的竞争，都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内外形势，党和国家重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保障的重要。客观上，被制裁而封闭的金融环境，也为中国集中发展社会主义实体经济减少了诱惑和风险。改革开放后，在积极引进产业资本的同时，加强对风险资本的风险监管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如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在湖北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考察时就强调“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从当前看，中央关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是对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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