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断历来为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所重视。古今中外那些叹为观止的战略决断，积淀了战略博弈的宝贵经验。一般来说，战略决断的前提是审时度势，核心是目标方向，难点是利弊权衡，特点是风险抉择，品质是多谋善断，本色是胆识魄力，价值是把握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制胜。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既遵循战略决断的一般规律，更具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鲜明特质和历史内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困苦磨难、风险挑战世所罕见。面对惊世骇俗的艰难危局、险象环生的紧迫关头，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断，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铸成了光耀千秋、彪炳史册的丰碑。
总揽全局的决断眼光
全局，指事物的整体和发展全过程，是以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各方面、各阶段关系的总和。战略决断是着眼全局，对事物整体、发展过程、演进趋势构成判断、定下决心。总揽全局，才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因应施策。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宏阔高远，始终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判断、作出决断。总揽全局，必须把握政治因素，研判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间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在党的历史上，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断，首要的就是关于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的决断。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观大势、立足国情，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深刻分析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在探索这条道路之初就牢牢把握政治因素：秋收起义前，主张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在起义失利、士气低落时，经“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强保证。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必须前瞻预见、科学预判。毛泽东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估量时局、预见发展，因势利导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抗日战争时，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毛泽东科学分析中日力量对比等因素，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即将出现的新变化，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而为建立新中国做好了充分准备。
负重千钧的决断担当
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如果说，战略谋划主要靠战略智慧，战略决断则既靠战略智慧更靠政治担当。《孙子兵法》提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的命题，要求战略决策者以国家利益为重。克劳塞维茨认为，统帅的果断是“敢于负责的勇气”。由于战略决断往往是面对风险性、不确定性问题并决定生死成败的决策，敢担风险、敢担责任就成为决断最难得的一种品质。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作为决断的最高准则。比如，1935年3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荀坝会议，决策红军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敢于负责、坚持真理，只有他自己一票坚持不打，主张到四川绕一圈继续调动敌人，全场都反对。毛泽东仍不动摇，夜不能寐，深夜提着马灯说服军事负责人周恩来缓下命令，第二天一早开会终于说服大家。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使党和红军又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走上了继续调动敌人、力争主动的伟大征程。抗战胜利后，国内外都需要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谈判电邀，为保卫人民利益，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临行前，毛泽东指出：“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采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革命两手，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感望，使蒋介石的政治骗局宣告破产。诗人柳亚子称赞毛泽东此举“弥天大勇诚能格”。从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置个人荣辱、得失、生死于度外，而把党和人民的事业高高举过头顶、扛在肩上的赤诚之心和担当精神。
灵活机动的决断创新
战略决断是战略博弈的重要环节，唯有创新才能制胜。古今中外，那些经典决断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不落窠臼、翻空出奇，创新造势、独领风骚。《孙子兵法》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资治通鉴》云“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强调的都是谋断创新。毛泽东作为非凡领袖，更有超常创新。毛泽东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赋予了战略决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把决断实践的创新活力提高到崭新境界。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毛泽东是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战略大师。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泽东的“最得意之笔”。在红军处于绝境、生死攸关之时，毛泽东以巨大的创造魄力、罕见的开拓锐气，不拘一格、巧出妙棋，指挥红军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遵义大捷；三渡赤水佯动川南，打乱敌军布防；四渡赤水甩掉敌军，跳出追剿合围。四渡赤水绝对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每一行动都是因地因时因敌因势，坚定灵活、机断行事，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使红军化险为夷、绝境重生，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重新获得了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运动战的典范。
当机立断的决断果敢
决断与时机密切相关。决断模棱致失机，兵家从古戒犹疑。战争往往是机遇与风险同行、已知与未知相伴，从来就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既要争取“稳操胜券”，又要“敢冒风险”，这就需要有当机立断的决断果敢。毛泽东强调：“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迟疑不决，是危险的”,“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毛泽东的战略决断，是审慎果敢、当机立断的典范。比如，毛泽东善于忍耐寻机、持重待机。毛泽东强调，条件不利时“宁可退让、持重待机”。1931年4月，国民党军出动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要求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耐心隐蔽。3万红军煎熬苦等20多天，终于等到王金钰部脱离富田坚固阵地，孤军冒进到我军设伏地区，我军一举歼敌1个师又1个旅大部。红军势如破竹，向东横扫，接连歼敌，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又如，毛泽东善于危中见机、转危为机。“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抓住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要服从民族矛盾这个时局变化的关键，以正确的战略策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又比如，毛泽东善于力争主动、抢占先机。解放战争第二年，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陷人我方解放区腹地，后方空虚。毛泽东抓住关键时机，及时作出“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令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逼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重镇武汉。1948年秋，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当时，国民党当局正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但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和党中央科学分析战争形势，准确预见、当机立断，果断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要精锐力量。
敢打必胜的决断意志
我们党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正是有着无所畏惧的斗争胆魄、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我们党才能面对强敌和艰险，坚定决断、坚毅前行。毛泽东强调：“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井冈山时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白色势力四面包围，自然环境极其险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党内一些人不敢同国民党决裂。毛泽东指出：“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三年到五年，还要准备打十年到十五年，最坏就得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这展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历来不怕鬼不信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讲道：“世界上可能出现疯子，乱搞一气，这种可能必须估计到。”“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研制出“两弹一星”，国际威望空前提高。邓小平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全面权衡的决断选择
战略决断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战略利益。然而，在战略活动特别是战略对抗中，利与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百利而无一弊的战略博弈，几乎是不存在的。何为利？何为弊？许多时候，利弊并非明显地呈现在决策者面前。利弊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利中有弊、弊中有利，这需要全面分析权衡。利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动态地发展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同样需要全面分析权衡。毛泽东认为，权衡利弊必须着眼全局，善于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时牺牲局部利益和当前利益也是必要的。毛泽东是全面权衡利弊得失、正确决断选择的伟大战略家，注重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毛泽东强调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出兵朝鲜困难重重，中美两国国力极不对称、相差巨大。在1950年国庆节后十几天内，中央反复开会研究。面对多数人列举的种种困难，以及苏联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一再退缩，毛泽东经过多天昼夜思考、反复权衡，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与气魄，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断。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抗美援朝伟大决策的指引下，志愿军不畏世界头号强敌，敢打必胜、英勇牺牲，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立起了顶天立地的新中国。这一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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