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香港回归的第25周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指出，“25年来，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将“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在稳守国家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底线上，香港实现长期繁荣与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地缘政治矛盾与国际经济竞争频发，全球金融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受到冲击，香港金融体系面临复杂的外部风险。从俄乌冲突引发SWIFT变质成制裁武器，到美国证监会将中概股分批列入退市名单，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金融周期也步入通胀与利率上行的新阶段。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我们认为香港的金融风险不仅是香港，也是中国整体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部分，香港经济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理应得到更高的重视。一方面，香港的金融安全与国家的整体金融安全、国家安全和主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如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言，“一国两制”给予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优势，既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特区，也是联通世界的国际城市和最有效连结国家和世界的通道。香港的金融安全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融通中外资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基础。
维护香港金融安全，需高度重视以下四方面的风险因素，有效应对内外冲击。
首先，经济安全是金融安全的根基。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尤其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维护香港金融安全，首要任务是保持香港经济系统的整体稳定、各项产业有序运转。香港是细小而全开放型的经济体。一方面，金融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占本地GDP超过23%。金融服务业是支撑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根基。据香港金管局资料显示，其银行业总资产达26万亿港元，资产管理行业总资产达29万亿港元，分别为香港GDP的9.5倍和10倍。另一方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体系规模庞大，国际资金在港参与程度高，是融通中外资本、联通海内外市场的重要节点，大量跨国金融机构如汇丰、渣打、大摩、高盛等聚集于此。这也意味着香港的经济安全更容易受到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比如英资银行汇丰，雄踞香港零售银行市场半壁江山，且为香港最大的发钞行，发行量占港币流通总量约60%。汇丰管理着香港特区政府的库房收入支出及香港外汇基金。香港的公务人员、教师、医护人员薪酬，也由汇丰账户支付。汇丰这样特殊的金融机构对香港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影响十分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当下，香港面对着复杂多变且挑战巨大的外在环境。政治方面，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局势持续紧张，西方国家不断尝试从多个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经济方面，近年欧美等国家大规模举债，多国央行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大增加了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和波动性。一旦经济发展失速，宏观经济安全系数大幅下跌，将会导致社会失业率上升、居民预期收入减少、市场信心受挫、消费支出增长停滞、企业部门的再生产投资受阻等一系列负面影响，直接动摇香港金融安全的基础。
其次，保护货币安全，维持安全开放、有序流动的货币体系是金融安全的重要支柱。香港是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其外汇储备规模更高达4400多亿美元，相当于香港货币基础的两倍多，是香港货币稳定、坚持联系汇率制的坚实后盾。在联系汇率的稳健操作下，2020年初以来港元汇率一直位于偏强水平，流入港元的资金总额已达到500亿美元。安全、开放、流动的货币体系可以为国内外人士提供稳定可靠的营商环境和投资条件。
但随着全球金融周期步入通胀与利率上行阶段，美元震荡势必也会影响香港的货币安全。短期内，美联储加息导致港币对美元转弱，香港市场利率水平将有所上升；联系汇率制决定了香港必须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等幅加息，资本流出将导致香港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压力上升。从中长期看，由于存在着俄乌冲突、中美争端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更加凸显。一旦地缘政治情况恶化，出现国际市场阻断、离岸环境失控的极端情况，香港的货币安全将面临冻结外汇储备、联席汇率制度消亡的挑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流动性危机，大量国际长期资本出逃，国际投资者恐慌性抛售港币资产等，香港金融安全的屏障将被冲垮。在这样的巨大冲突中，作为类央行发钞机构的汇丰，由于其控制权不在香港，监管权也不在香港，将可能成为金融冲突的主要实体，也可能会成为货币安全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此外，保护清算体系安全，保持开放、全球化的支付清算体系是香港维护金融安全的机制保障。目前，香港运行着以汇丰银行为核心的全球化的支付结算网络，也是中国的庞大市场与巨额资本进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的节点。这是香港发挥其国际金融中心职能、联通国内外资本的关键机制。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制裁和次生制裁频频发生，香港的支付结算系统安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罗斯无法继续使用该系统与其他国家进行外汇结算，与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量显著下滑，进而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严重放缓，造成卢布大幅贬值。
未来美国可能会依靠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持续运用长臂管辖，通过冻结外汇、限制国际投融资、切断美元获取能力等多种方式，限制一国的资金账户接入全球支付结算系统进行金融交易的权限。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像汇丰这样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具有更多的网络资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避风险。但由于其业务重心在亚太区，包括中国，因此很难有效规避制裁。此外，汇丰目前是香港唯一的美元清算行，但其实际控制权和监管权都不在香港，一旦发生重大地缘政治风险，清算业务被动或者主动关闭，则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联通国内外资本的关键作用将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最后，优化金融监管制度、强化香港本土对大量涉外金融机构及其业务的监管是维护金融安全的制度保障。香港拥有功能丰富的金融生态系统。全球前100大银行中有70多家落户香港，全球前100大资产管理公司中超70家在香港设有办事处。种类齐全、高度聚集的金融机构，为香港发展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丰富的投资主体。面对数量和规模如此之大的外资金融机构，香港更要保证对其形成强而有力的监管权。
其中，汇丰由于高层决策权在英国，金融监管权也在英国，并接受美国的“长臂管辖”，或许是当前香港金融监管的一个潜在难点。实际而言，目前香港政府对汇丰能够施加的监管影响比较“有限”。尽管汇丰在香港扮演了“类央行”的角色，但由于其注册地在英国，主要控制权在英国，实际上，英国政府对汇丰的监管或许更加直接、强硬并奏效。
例如，2020年疫情之下，英国金融监管局出于英国本土流动性的要求，强行要求汇丰取消当年度的分红，汇丰就不得不遵循，而丝毫不用顾及香港政府、监管机构及中小投资者的立场或态度。这次分红取消事件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数千名中小投资者在汇丰香港总部门前示威游行。余波未平，2022年初，汇丰再次取消了季度分红。实际上，这种控制权和监管权的分离及其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在全世界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这两次取消分红的影响或许是局部和有限的，但从长期来看，控制权和监管权分离的矛盾可能给香港金融监管带来潜在挑战。
笔者认为，理想的方式是，汇丰应该将其亚洲业务进行分拆，并且以独立法人主体在港上市，这样就能有效规避上述各种矛盾，使其更适应香港的监管、法律环境，更能积极拥抱新的发展机遇。未来，香港与内地可以加强金融监管领域的互联互通，通过“全天候、跨市场、联动式”的监测系统，持续监察有否出现系统性风险的迹象，并及时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大规模的流动负面影响，实现更加有效的市场监管。
总之，香港的金融安全问题，居于经济安全、货币安全、清算体系安全及监管到位等条件。在过去百年的香港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虽然或多或少面临过各种挑战和问题，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最核心的原因，是扮演“准央行”角色的汇丰银行，其控制权和监管权游离在香港政府之外，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修正，将对香港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将严重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诚然，任何金融市场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金融安全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将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做好充分筹划。在新一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金融市场在面临风险的同时同样充满机遇，应主动进取、积极有为，增强危机意识，应对各种潜在风险，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双循环”过程中，香港可以发挥离岸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产品中心和资金池的优势，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开启由治及兴的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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