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首次出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提法，四年多过去了，世界正在按照预判中的轨迹发展、改变。经济上，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的贸易战正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外交上，美拉动的各种反华组织、联盟蠢蠢欲动；军事上，美在我周边盟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意有所指；科技方面，美出台《芯片法案》以国内法的角度明确了中美之间定位；舆论场中，充斥着各种关于中国奇谈怪论。总体来说，形势已经变得愈加复杂，这一切让人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表面看来，美好像对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出击，毫无章法可言，给人一种中美即将进入全方位对抗的映象。但目光穿透这一系列操作的佯动后，实际上美已经有明确的目标，并在抓紧实现这一目的。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多国政府经济战略顾问高国潮教授判研：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承受来自美政府的重击，新能源汽车巨头应提前做好冲击准备。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美对打击我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布局已经初具雏形，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所体现：
一是车载高科技芯片方向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原本让国内的一众亲美人士高呼终于盼到了对华相对友好的民主党执政，一时间似乎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极端政策都会终结于拜登之手。然而当年8月开始，美国政府就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对华科技制裁，波及全球芯片产业。一时间，全球整个电子芯片供应链都受到冲击，导致多个行业芯片短缺。美国将电子/半导体产业选为与中国开展地缘战略竞争的战场，相信自己拥有显著技术优势并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我高科技企业华为承受了第一波打击，据统计，2021年第二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从2020年第二季度的世界第一下滑到的第七。在汽车制造领域，随着物联网、智能驾驶、电动能源等一系列新技术应用，离不开高规芯片提供的支持。目前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中，进口芯片占有率达到90%，甚至关键系统芯片全部为国外垄断，其他车身电子简单系统上的芯片自主化率不超过10%，无法实现车规芯片地完全自研自产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瓶颈。另外，车规级芯片验证周期非常长，门槛较高，实现自给必须提前积累相关技术。而中国是后来者，尽管市场份额可与美比肩，但仍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欧盟和日韩）控制的特定核心技术。美国的逻辑很简单：为保持领先，就要阻止中国使用相关技术。芯片研发技术门槛，是中美之间为数不多的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在芯片领域大做文章，完全有可能对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二是从原材料供应方向
在新的替代能源没有开发出来之前，锂电池是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动力的关键材料，锂资源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锂矿资源大约有8900万吨，他们的主要分布如下：玻利维亚占25%，阿根廷占23%，智利占11%，美国占9%，澳大利亚占7%，中国占6%，刚果占4%，加拿大占3%，其他各国平分12%，虽然中国的锂矿资源也不少，但目前中国70%的锂盐原材料基本上来自澳洲锂精矿和南美锂盐矿。中国的锂资源不但分布在海拔极高的青藏高原，而且大都以盐湖卤水的形式存在，盐湖中的镁锂比很高，分离工艺尚不成熟，开采成本很大，这也就注定了中国锂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风险。而澳洲的锂精矿和南美锂盐矿不但集中分布在平原地区，而且杂质含量少，开采成本低，因此近20年来，澳洲和南美逐渐成为了隐形的“中东富豪”，他们靠着给中美两国供应上游锂资源成为了新时代的大赢家。
2022年11月2日，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发布声明称，加拿大政府下令剥离外国公司对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 虽然加拿大锂矿资源全球占比仅为3%左右，但加拿大锂矿企业多持股南美智利等锂矿，加拿大资本市场也为南美矿企提供融资服务，因此，加拿大在全球锂矿产业版图中占有一定比重地位。鉴于加拿大一直是美对华遏制政策的坚定追随者，因此，美加联手掐断我国锂电池原料供应，继而达到迟滞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没有稳定供应的锂电池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空中楼阁，这一点上，绝对不能让美卡脖子。
三是从政策扶植方向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于2023年生效，其中对于在美销售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件有新规定。当前美国对购买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而该法案对这一税收优惠的资格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抵免资格取决于三个条件：汽车的最终组装是在北美进行的；汽车电池关键矿物要有一定比例来自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伙伴，或在北美回收；电池组件有一定的比例是在北美制造的。不满足要求的企业只能获得一半的税收抵免。如果电池中含有的任何关键矿物是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提取、加工或回收的，则会取消税收抵免资格。
该法案较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美国规定的电池原材料需要从与美国目前存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采购，其中不包括欧盟和英国。不过，此前拜登政府暗示该条款可以解释为包括“盟友”。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时似乎没有解决与美方的这个分歧，同时，英国也加入了公开批评美国拜登政府大规模针对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的阵营之中。
可以看出，目前美正越来越认识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盟友，美也丝毫不顾及他们的感受，为了能够让美重现汽车王国昔日荣光，不惜损害追随小弟们的切身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美为压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采取任何手段都将不足为奇。
四是从金融操作动向方向
美政府与华尔街的关系相信不用作者赘述，美金融制度下造就的一系列华尔街投资神话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在本届拜登政府中，如财政部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等，都是在美犹太人的代表，反而在台前的总统拜登更像是一个提线木偶，随着身后的指挥棒起舞。
11月14日，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基金41亿美元建仓台积电。美亚利桑那州即收到连人带设备的台积电快递；伯克希尔入股西方石油和雪佛龙后，委内瑞拉制裁松绑。
2016年下半年开始，华尔街巨头们开始集体宣扬中国手机企业崛起，并以此为理由押注苹果空头，苹果股价应声下跌。当苹果股价处于低位时，巴菲特则“迎难而上”，连续9个季度增持苹果直至2018年底结束，累计投入1100亿美元左右。在这2年中，先有中兴，后有华为，两家中国通讯产业龙头都遭遇来自美政府的狙击，而苹果的股价，则在这一系列操作之后稳步上扬。事后复盘，巴菲特在苹果股价波动时，套现约为500亿美元，而除去套现以后，巴菲特手头仍有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苹果股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华尔街巨头看空自家科技巨头企业的行为并非表面简单的资本运作规律，而是美资本收割套路的前奏。
今天的特斯拉，与2016年末的苹果面临同样的困境。美政府不断地强调新能源汽车的重要性，同时，华尔街巨头们也开始在市场上抛出特斯拉的各种黑料，渲染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威胁等等。目前特斯拉市值几乎腰斩，华尔街巨头从中美新的摩擦领域分一杯羹的时机即将到来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多国政府经济战略顾问高国潮教授认为：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美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地绞杀合围之势已然成型，当华尔街巨头增持特斯拉股份比例超过50%这个临界值时，就是美发力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动手的那一刻，而且这个时刻最快在明年到来。
如果说，2016年开始的对我国通讯产业巨头地绞杀行动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么这一次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展开的搏杀我们就应该做到未雨绸缪。汽车制造，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对我国实现工业化4.0迭代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汽车制造业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度的晴雨表。
汽车工业发源于欧洲,首先出现的是蒸汽机汽车,到19世纪末叶，才出现了内燃机汽车。但现代汽车工业的形成，则始自美国。
欧洲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一洲，工业生产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均较高。在人类生产力提升过程中，机器的使用极大解放了人类的双手，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社会总产出极大丰富，从而推动了社会、科技各方面地良性发展。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均是汽车制造工业强国。19世纪末，美国诞生了第一辆汽油动力汽车后，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福特T型汽车售价一度降到300美元，美国普通工人当时一年的工资就可以买下一台汽车，至2007年，全美汽车吧保有量为2.5亿辆，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之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崛起，使得美国汽车制造业举步维艰，伴随着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衰落，美国去工业化时代也正式开启。
由此可见，把汽车制造业比喻为工业明珠毫不为过，每一个制造业强国地诞生，总是随着该国汽车制造工业走向巅峰而来。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在当前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极限打压我们发展的环境下，要想不受外力干扰地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
其次，汽车制造将带动材料应用、工业设计、智能制造等诸多高科技上下游产业发展。
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早已不是原来的金属加工、机械设计等简单因素相加的结果，今天的汽车在万物互联概念加持下，已经是高科技集成的产物，人们对汽车的要求已经不再满足于代步工具，而是向着更智能、更节能、更安全的方向发展。碳纤维等新型材料的运用，让汽车在减轻自身重量的同时，安全性能得到更大提升；拓宽能源来源渠道，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是延缓全球变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简化了汽车驾驶的复杂程度，让用户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新的理念在设计、新工艺在制造过程中应用，培养出了大批该领域的专业人才。有理由相信，汽车制造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对科技提出更高地要求，从而刺激科技更进一步地发展。
再次，汽车产业带动的产业高端转型、劳力技能素质层次提升。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含量低是我们产业结构特点，当时中国12亿人口是我们相较于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所在，正是依靠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在没有发动任何一场掠夺战争的前提下，完成了资本地原始积累，但粗狂式地发展，牺牲的是我们祖辈遗留下来的，赖以生存的环境。2017年底，中国正式向WTO通报，中国拒绝进口24类洋垃圾。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让渡转移低端的服装、化工等产业，我们正式开始向高质量水平发展。
按照2021年发布的《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中国汽车制造业智能制造能力水平达到二级（规范级）及以上的企业数量占比超过46%，其中四级（优化级）及以上企业占比超10%，汽车制造业位于各行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前列。中国的高端智能制造转型正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推进。汽车产业带来的高附加值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人民币，占到全国GDP总量的10%左右，已经是毫无争议的国民支柱产业。汽车固定资产投资在制造业投资的占比稳定在 6%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达4.4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9%。
大量智能制造设备应用，也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素质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的汽车组装已经从简单的拧螺丝进化到劳动者操作机器人替代完成阶段。制造业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业人员为了适应这种新要求只能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劳动力素质地飞跃。
最后，汽车制造业是军民转换锲合度极高的产业，是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平时期，汽车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战时汽车制造业的潜力即是战争潜力的代名词。
二战时，宝马的前身便是一家飞机制造厂，造车只是副业；台风、阵风等战机中都有奔驰的功劳；“喷火”战机的“梅林”发动机出自劳斯莱斯；福特甚至在二战中造了上万架战斗机。福特汽车能做到20分钟生产一辆坦克、一小时交付一架B-17重型轰炸机。仅福特的柳溪工厂在二战期间一共制造了8600架B-24、57851台飞机发动机、4291架军用滑翔机。
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战略纵深和高效的动员体制，加上强大的制造业，毫不讳言的说，中国是世界上战争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着眼未来，建立“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兵于民”的国防工业体系，是未来世界各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那些平时用来生产汽车、工程机械、空调甚至手机的工厂，到了战时能用来生产坦克、装甲车、导弹等武器。这对储备战争潜力，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众多自主品牌车企中，长安、东风、北汽、长丰等均是以军工起家的。可见，中国汽车产业巨大的产能优势和先进的制造能力是战争潜力的坚实保障。
回过头，我们再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早在2010年，我国就将新能源汽车纳入战略性新型产业，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为新能源汽车“正名”，大力扶植新能源车企，正式从上至下的高度重视，才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达到今天的高度，销量稳居世界第一，涌现了一大批新能源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截至2022年9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471.7万辆和456.7万辆，同比增长1.2倍及1.1倍，市场占有率达到23.5%。新能源汽车出口数量方面，2022年1—8月，中国出口新能源汽车为34万辆，较去年同比增长97.4%，难能可贵的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目的国中，欧美等老牌发达国家占49%，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的地位。在出口车型上，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正由低端车型向高端车型过渡，不少新能源车企的高端品牌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站住了脚跟。在营销策略上，主动出击正在替代原来的被动营销，当地建厂、新旧品牌合作、定制化个性化等手段百花齐放，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打开国家市场树立良好口碑。
总体来说，得益于国家长远战略眼光、提前布局，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产业已经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面，并且成果已经日益显现，新能源汽车帮助我们部分实现了汽车制造业领域地弯道超车。美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地打压如蛆附骨，新能源汽车领域必然会是下一个目标，打击新能源汽车产业，压垮的是中国先进制造的整条产业链。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起跑阶段领先的这半个身位优势，不断补齐短板，紧紧抓住工业化4.0时代脉搏，向中国先进制造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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