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回顾历史，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作为国家最重大方针政策的提出无疑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概念的运用其实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并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概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的。
一、改革开放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运用“改革”这一概念，要求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立志改革的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他还指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为此他强调指出：“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很显然，毛泽东就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上谈改革的。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多次提出“向国外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正是以这一重要思路为基础，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明确提出了“全部开放，全部交流”的思想。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运用“改革”“开放”概念，只是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孕育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实现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这两次革命，前者是属于制度选择，后者是属于政策选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百多年来备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基本制度选择”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所谓“好的政策选择”，最根本的就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选择，以及对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选择。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这样一种“好的政策选择”，坚持和深化了“基本制度选择”，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决不是要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丢失，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深刻社会变革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基本的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把一个原来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原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原来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从这样的客观事实中，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国际比较中，不难体会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独立自主、不倦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既上承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具有的光荣传统，又下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创新实践。所谓上承光荣传统，就是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道路的大智大勇；所谓下启创新实践，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独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也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二、改革开放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震惊世界、改变国运的历史变革，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始了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邓小平从根本上赋予了“改革”“开放”更深刻的内涵，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在多个场合使用过“改革”这一概念，比如1978年9月17日，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同年10月11日，他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还多次从国家对外政策角度运用“开放”这一概念，比如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明确谈到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1979年3月19日他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继续贯彻下去”。1980年1月7日，他强调：“开放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也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中国人民是赞成的。”
正是在上述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4年2月9日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第一次把“改革”和“开放”概念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的重要论断。自此之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开始被不断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中，“改革开放”概念首次登上党报报道的标题。也正是从1984年开始，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使用，比如他在1986年3月28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1987年2月6日他再次强调指出，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正式召开，报告中29次出现“改革开放”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作为代表中国长期基本国策的科学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改革开放”概念写入党章，强调“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为“强国之路”。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概念，此后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除了广泛运用“改革开放”这一概念之外，也提出了诸如“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等概念，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1次，“深化改革”2次；十五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4次；十六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2次；十七大报告提及“全面改革”2次，“深化改革”3次。这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已越来越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邓小平留给历史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
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做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不仅引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79亿元，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突破1万亿元。它不仅开始改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在改变世界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关头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天地。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断并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强调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整体部署和顶层设计，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也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再次聚焦改革，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了一场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研究改革。这一次改革，我们将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背后有着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紧密关联。这次全会，锚定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10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感慨地说：“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以如椽大笔书写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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