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展开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的共同追求。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新三民主义的解构、宣传和捍卫，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大革命运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新三民主义，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目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产生地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其形成绝非是偶然性，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使得局势错综复杂，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不但有外因，也有内因。
从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到现在的国际化，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世界各地的革命，这些革命中包含了不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斗争，最终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混乱和国家分裂。同时也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苏俄革命的影响。
西方列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不予支持。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两次赴欧美筹措反清起义经费，但因欧美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仍倾向清政府，最终使孙中山毫无收获，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多次电催孙中山“速汇款应急”。孙中山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但诺克斯没有见他。随后转道欧洲游说，先与英国外交大臣葛雷交涉，希望取得英国对中国革命的“友谊和支持”，向其借款100万英镑，葛雷表示“英国将保持中立”。孙中山又赴法国商讨借款事宜，又被法国政府及四国银行代表拒绝。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首先碰到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1913年2月，孙中山派人到美国争取铁路贷款，被时任总统威尔逊否决。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孙中山对欧美等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破灭，从而转向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及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十月革命后，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资本主义敌对。列宁指出，“从全世界历史范围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宣告成立。维经斯基1920年4月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代表，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并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
随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等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东方国家的民族革命，其意义不亚于西方国家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强的真正独立的中央政府，并非纯属中国一国事务，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双方从此开始密切往来，共同协商国共合作的事宜。
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革命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以来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等东方国家民族革命进行大规模帮助，甚至在自己国家经济困难的时候，出卖前沙皇皇室财产取得资金来帮助这些国家革命，对远东国家、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国内局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首次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但是中国家革命的推进和发展是必然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辛亥革命声称在短期内能够推动全国人民解放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反，辛亥革命推翻了传统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促成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崩离析，西方列强趁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纷纷培植在中国的代言人。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到三大决定国共合作之时，全国党员总共只有420名，力量还比较弱小。国民党虽然号称党员30余万人，一年之后筹备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而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依靠共产国际的斡旋下，国共两党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彼此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主要矛盾，真正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国共两党暂时抛开阶级对立和矛盾成见，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走到一起，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团结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建党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大大小小罢工180余次。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忍手段杀害罢工工人，制造了历史有名地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等被杀害，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从排斥其他政党到与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的转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同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有关决定。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人，由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国民公党等四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由于对入党人员缺乏必要的考察，致使其成分极为庞杂，不少投机分子和封建官僚，甚至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混入其中，使国民党缺乏有效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虽号称拥有党员30万人，但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从未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民党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中，只能依靠西南各省军阀讨伐北洋军阀，因军阀掣肘，导致护法运动屡遭挫折。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时被迫离粤赴沪，在辞职通电中作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结论。1922年，孙中山又领导了二次护法运动。正当北伐军兴师北进时，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二次护法运动失败。这是孙中山一生之中经历的最惨重的失败。孙中山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吾30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孙中山再次退居上海，在苦闷中思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生力量和希望。孙中山希望通过向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堕落问题。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时，孙中山欣然接受，真诚地欢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同意改组国民党。
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民族复兴
正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追求，这就给两党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就与他的民族复兴思想得到孙中山的高度认同无不关系。1922年8月下旬，也就是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几天，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李大钊专程赶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李大钊的广博知识，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尤其是他关于如何使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思考，加上他的真诚态度，深得孙中山的好感，有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忘食”。一天，孙中山送走李大钊后，兴奋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依靠。因此，在一次会谈时，孙中山当面邀请李大钊加人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告诉孙中山说，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笑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表示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依据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精神，李大钊同意了孙中山的提议，随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之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也以个人身份陆续加入国民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就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达成了三点基本共识：第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提出了民族主义，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到了1923年前后，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明确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帝国义的“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并且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的后台老板，正是由于它们对中国封建军阀的支持，才“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正是基上述认识，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力军。早年孙中山对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不足，没有做深入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相继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到了晚年，1923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他对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因而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说明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方法，要组织“民主主义同盟”，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强调“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即在联合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国共合作的理论准备：
重构三民主义
1923年6月，中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向全体党员及革命势力宣告了国共合作的主张——“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因而如何重构三民主义，给三民主义注入进步的、革命的因素，“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权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成为了中共在国共合作之初的重要举措。国民党及旧三民主义存在着诸多缺点、不足，中共党内对其作出了精准的分析、诊断。陈独秀认为“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指出国民党缺少一个明确斗争对象的革命纲领。李大钊认为“国民党从前的政治革命的运动，所以没有完全成功的原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柢的组织”，点明了国民党孱弱的组织系统。恽代英指出，“国民党标了三民主义的口号，但是可惜据孙中山先生的演说与著述中看起来，许多党员仍是很忽视他的”，认为三民主义缺少号召力和凝聚力。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存在的“病症”，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共合作的切入点，也是孙中山希望通过国共合作整治国民党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症下药，帮助孙中山重构三民主义，推动国民党党内的改变。
旧三民主义尚未形成明确斗争对象的革命纲领是其历史局限性的重要表现。陈独秀在与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党，因为在这个党里还存在着许多旧思想”，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国共合作中干预和纠正国民党所执行的错误决策。所谓的旧思想，即是以旧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早已不适应中国革命形势的思想，具体表现在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认识不够，没有明确的斗争对象。陈独秀认为“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指出国民党缺少一个明确斗争对象的革命纲领。旧三民主义将反对满清统治作为其革命斗争的目标，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反而是在与满清斗争的过程中借助封建军阀的力量，对封建军阀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次，旧三民主义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但是却将这种威胁归结于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更是希望从帝国主义手中获得援助。旧三民主义的斗争对象局限性，导致以其为纲领的孙中山及国民党缺乏强烈的革命斗争性，在一次次的革命斗争中，依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没有使得中国革命向前推进，并未导致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任何变化。国民党一大宣言，“使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空前的鲜明，并将争取民权和现实的斗争紧紧相连，人们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获得民主的权力和民生的部分解放”。斗争对象的明确，使得国共双方有了一个具体、明确的合作目标，为后续国共双方开展合作、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及宣传三民主义奠定了思想及理论基础，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开展革命工作成为了可能。
新三民主义对推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当代价值
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挖掘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解决未来的两岸发展关系、谋求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同样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在“新三民主义”思想框架下谋求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大致可体现为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一）民族共融
2024年4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坚定”的伟大思想，指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坚定不移地共同发展和共同缔造我们国家文化的壮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革。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着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必将对两岸的前途和未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轨迹。无论谁的历史发展如何，台湾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少数伙伴国家存在联系。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两岸关系的不和睦，尤其在处理各种难题和问题时必须坚持原则，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和决定。
（二）、民主共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障。1992年，得到官方授权或委托的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被概括为“九二共识”。尽管在对“九二共识”进行认可和解读时存在差异，但这种分歧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中日两国长时间在政治方面保持联系和不对等，同时也能为国际问题的化解贡献更大的力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直相信“九二一”并不断维护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和平共处、共建共治的必要手段。在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两国关系最本质的地方在两岸关系之所以特色明显，归根结底要因其政治性而产生和发展。
（三）、民生共赢
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相辅相成。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历史长河中，两国同胞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一方面应弘扬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也要维护本国民族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增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正义意识。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让更多民众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积极促进两岸同胞在厚植共同利益、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增进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振兴中华的共同信念”。同时，增强本土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维护中华大家庭的团结。只有坚定不移地树立共同、信任、合作的价值观念，才能实现共同体的长久发展。
文化交流是推动两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融科技的趋势，进行自身的经营创新，建立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两岸同胞要加强文化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建设共同精神家园，实现心灵契合”。“要加强两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同胞精神纽带”。“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两岸同胞是中华文化的传人。国共两党要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阐发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厚植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促进心灵契合，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自信”。
在推进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大陆地理特点和文化传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不完全照搬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可以进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两岸基层和青少年的交流，“要为两岸青年学习、就业、创业、交流提供更多机遇、创造更好条件，使两岸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要“为民族未来培养优秀人才”。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努力，一个系统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从而避免发生任何事故。扩大两岸中小企业和农渔业的合作，可以增加基层民众的参与程度和福利范围，这样既能够增强合作的有效性，同时又可扩大经济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台湾青年的职业素养，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并促进地区和平发展。
民族共融是宏观层面，体现的是民族认同，此为优先；民主共建是中观层面，体现的是制度认同，此为方向；民生共赢是微观层面，体现的是社会认同，此为依归。新时代的对台工作要有新谋划和新作为，要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在当前的新时代中，我们需要对台工作有着新的计划和创新，在我们不断探索和进步的过程中，将这一坚定信念和宏伟目标融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只要我们能够在大变革之中“吸取中意”、“反思中善变”，就能深刻领会国际环境下的新挑战和机遇，加强对问题和问题的敏感感，同时保持战略自信，有效应对发展带来的变化，推动国家更加积极地履行各项责任和义务，从而真正实现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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